王逸舟

　　恐怖行为古已有之。例如，近代史上著名的法国大革命，不仅萌生了拿破仑摄政及其大军铁骑踏欧的进程，拉开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而且缔造出严酷无比的罗伯斯庇尔专政，首创“恐怖主义”（terrorism）这个词汇。然而，恐怖主义真正成为国际性的现象，仅仅是20世纪后期的事情。

　　在最近的几十年间，通过电视屏幕、手机短信和网络传媒，恐怖袭击造成的可怕画面被迅速传递到整个国家、周边地区、国际社会，哪怕恐怖行动成本很小、直接伤亡不大，其效果也可能被急剧放大百倍乃至千万倍，引发公众的焦虑、股市的震荡、军队的调动和政权的更迭。愈是在发达地区（例如欧美日等国家），愈是在关键时刻（如上下班或某个节目播出时刻），冲击波愈是强烈，后果愈是严重。对于信息的快速传播，任何国家和政府，哪怕是最强大国家的机构，都无法实施彻底的封锁。

　　实际上，与老式的恐怖行为不太一样，现在越来越多的国际恐怖主义势力要的正是信息传递效果。从广阔角度观察，这种“多米诺骨牌”效应，或“蝴蝶振翅引发的大洋彼岸海啸”后果，并不止限于国际恐怖主义，而是出现在所有被称为“全球性问题”、“全球性挑战”、“全球性危机”的现象上。只不过恐怖袭击更加血腥、更有对抗性、更不易达成妥协，因而也更容易带来受创感。

　　对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而言，困难的地方还不只是针对具体的恐怖活动的组织者实行有效打击，而是如何应对此类事件带来的心理伤害和恶性传播，防止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被它挟持。之所以把现在的国际恐怖主义称作“新型恐怖主义”，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信息化时代的特殊性，它与全球一体化如影如随，会在一个长的历史时期中持续存在。

　　了解恐怖主义者的心理

　　与一些人想象的完全不同，国际恐怖组织的头目绝非偏执症、孤独症、狭隘人格症等心理疾病的患者，相反，国际恐怖主义机构设立和行动策划，从组织学角度衡量有很高水准。

　　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国际恐怖组织和基地的那些大头目们，知道如何令公众的情感极度波动、令大众媒体的报道和渲染有助于制造不安定的氛围。

　　这是国际社会、多数国家与国际恐怖势力作战时的一种不对称：后者懂得前者的运行规则和问题所在，善于对社会大众和政府部门进行心理和逻辑分析，因而攻击有效且进退自如；而前者没法谅解、也不愿意细察处于“阴暗角落”的那些恐怖主义者究竟如何想、为何做，因而始终找不到对付后者的有效办法。

　　国际恐怖主义的三要素

　　撇开特殊案例，笔者认为，就全球范围发生的绝大多数情形而言，国际恐怖主义必须具备三个基本特征：

　　首先，恐怖主义者制造的事态，其血腥场面和惊骇程度，远远超出社会大众对一般流血事件尤其是战场伤亡的心理预期，也超越了各种法律（不论是国际法还是国内法）允许的限度。在这里，“恐怖”一词体现着恐怖主义者最直接的表征，折射出这类极端分子对各国法律和公众道义的极度轻蔑。

　　恐怖主义的第二个突出特点，是其组织形态具有高到可怕的隐秘性，袭击方式带有极其强烈的突发性和不可预测性。

　　国际恐怖组织的第三个特征，是它们通常制订有深思熟虑的政治纲领，对自己的博弈目标想得非常清楚，而且多半它们会把这种政治诉求公之于众。

　　这也是恐怖组织与个体性、孤立的某个反社会疯子的主要区别之一。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具有特殊意识形态的心结，其政治色彩极其浓厚，实质是一种极端政治势力。

　　总之，“超过法理的残忍”、“极度的隐秘”和“明确的政治目标”，是当代国际恐怖主义的三大要素。尽管在不同的恐怖主义事件里，三要素的分量有所不同，给人的感受存在差异，但只要归类为国际恐怖主义，必须同时具备三者，缺一不可。

　　失衡权力结构的催生效应

　　国际恐怖主义的产生绝非偶然，它是现有国际关系和权力构造的一种扭曲表达，折射出国际政治秩序的一些深层次、结构性的矛盾。

　　不难看到，国际恐怖势力和团伙活跃的那些地点，多半是社会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外部打压与内部动荡交织一块、各种矛盾累积甚久且无解决希望的国家和地区。那里经济落后，持续贫困，年轻人缺乏教育和就业机会，社会组织和管理方面混乱无序，是诱发野蛮气息和好斗风格的沃土。

　　但是，这些现象仅仅是滋生和培养恐怖主义分子的必要条件，绝非充分条件。研究证明，只有当信息大量流动、周边和国际上的消息快速传递到本国，人们不仅实际贫穷落后而且感受到这种状态的根源时，只有当各种努力收效甚微，外部的救助微弱、缓慢，内部的执政者腐败、无能，受压迫者普遍有一种无助无望、“破罐子破摔”的心态时，恐怖主义思想才开始滋长。现实也确实是这样：在缺乏国际关注、受到打压最严重的贫困地区，最有可能出现恐怖袭击；各种矛盾的激化导致更多激进势力的产生，尤其绝望者中间产生恐怖主义分子的比例较高。

　　就当代国际权力构造而言，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很多事情明明不公正、不合理，以联合国为主要代表的国际大家庭经常束手无策，少数国家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却大行其道。这种不公正的国际局面加深了处于不利境地的国家和民众的幻灭感，也为国际恐怖组织的仇恨性宣传提供了把柄，把更多的人推向制造麻烦和暴乱的行列。

　　冷战后三大“恐怖地带”

　　冷战结束后有几个值得注意的重大国际动向，分别带来国际冲突的热点集群和恐怖主义的多发区域：

　　第一，民族分裂主义倾向抬头并逐渐蔓延，助长了分离主义式的国际恐怖主义。这一倾向主要表现在前苏联东欧地区，在那里，最近的一二十年间，新出现了几十个新国家。在这一地区，具有分离主义色彩的国际恐怖主义势力最为活跃，典型如在俄罗斯联邦内部车臣、印古什、达吉斯坦等地猖獗的反叛武装和“黑寡妇”。

　　第二，“伊斯兰弧带”成为全球主要高危地带，激进势力在这里被外部因素激怒并逐渐坐大。以巴以冲突、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为标志的大片地带成了新一代国际恐怖主义的主要温床。

　　第三，南亚地区各种历史积怨相继爆发。这里面既有反叛武装对政府军及政府官员的伏击，也有边界地区对对方村民的野蛮骚扰，还有孟买恐怖袭击等典型国际恐怖主义案件，以及一些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教徒围绕信仰及社会地位问题展开的争斗厮杀，问题之复杂，情形之差异，实在难以一一记述。

　　国际恐怖主义的综合治理

　　从美国、以色列近年来的反恐进程反思，有两点值得重视的教训与启示。

　　首先，面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不能由军人主导整个反恐进程，军事无论如何不能成为唯一手段，弄不好会带来大量无辜平民伤亡，从而激发更多的恐怖分子和恐怖事件。

　　“9·11事件”之后，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在军事胜利之后的综合较量中节节败退：误杀了众多平民，让反美极端势力坐大，外交手段与军事战略不匹配，不论在占领地还是国际社会都争取不到人心，扶植的当地政权政绩上乏善可陈、缺乏公信力。以色列也面临类似的处境：以色列军队的飞机和枪炮越来越先进，巴勒斯坦难民营的仇恨怒火也越烧越烈，冤冤相报、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越是不可收拾。

　　其次，必须认识到，反对国际恐怖主义是综合性的较量，很像是一场持久的国际博弈和人民战争，其间包括反恐者自身体制、机制及各方面关系的考验和改进。

　　军事手段只能治标而不治本。真正想要治本，必须依靠合格的对外战略、智慧勇气和政治意愿。这里面既有对国际权力、道义和走势的充分认知，也有对自己和对手长短优劣的正确评估，还必须加上“外交优先军事”、“经济辅佐反恐”、“谈判有失才有得”等等组合策略。

　　只有当恐怖主义的仇恨与蛊惑宣传失效，民众不认可自杀性攻击和各种爆炸袭击的合理合法性，社会舆论总体上倾向于和谈与合作的解决办法时，持久的和平才会到来，恐怖主义才会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

　　与军事打击的速效不同，综合治理的过程比较缓慢、复杂，成效有时很难测量，还会牵扯到对自身的反思和纠错，因而可能遭受政治上的反对意见，被恐怖主义极端势力认为是软弱和有机可乘。假使对这一切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反恐进程又会自觉不自觉地回归老路，标本兼治也成了一句空话。

　　按笔者的观察，冷战结束以来这些年西方列强对伊斯兰世界的打压，已造成积重难返的后果，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包括国际恐怖主义袭击在内等各种大的问题，仍然会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困扰国际社会，危害有关各方的安全与稳定。

　　安全是一种“大政治”

　　就国际恐怖主义这一特殊议题而言，在各种新的分析见解里，至少以下几点是有启发作用的：

　　第一，安全是综合的。国际恐怖主义现象既是传统安全问题，也是非传统安全挑战。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除开军队、警察、安全部门等作用外，必须有其他部门的重视和社会公众的参与。

　　第二，安全是共生的。比较有利的安全目标及安全状态，不应是孤立的、绝对的、零和式的，而应是相互的、相对的和共享式的。用比较通俗、简明的话讲，追求自身安全利益的时候，也要设身处地替他人着想，保持各方安全利益的理解与平衡。

　　第三，安全是建构的。新的安全观强调把安全视为一个动态发展的、不断培育的过程，也就是说，恐怖主义不是天生的、给定的，而是后天的、人为培养的。增强还是化解敌意，可以有完全不同的政治意愿和实际努力。

　　第四，安全是可变的。就国际恐怖主义来讲，它既是传统安全问题，涉及军队和武装力量的使用；也是非传统安全问题，譬如说涉及与传统军事方式的作战形式（如生态恐怖主义、电子恐怖主义等等），涉及战场上通常不会涉及的社会心理。

　　第五，安全是一种“大政治”。决定安全与否的关键因素是政治决策层对安全形势的评估及认知，处理安全问题时的政治意愿和动机，以及解决问题的智慧与能力。安全是政治的另一种延续和展示。

　　（本文节选自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教授等著《恐怖主义溯源》，由社科文献出版社2010年7月出版，经作者授权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