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堂吉伟德

　　近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调解一起诉讼案，一名艾滋患者以“平等就医权受到侵害”状告某肿瘤医院，医院补偿原告9.5万元。2012年底，25岁的天津肺癌患者晓峰（化名）在天津市肿瘤医院求医时遭到拒诊，无奈下私改病历，并在手术前逃避常规检查，终得以完成手术。（《新京报》5月4日）

　　尽管双方只是庭内调解，然而在“权利平等”的法律面前，医院的补偿性赔付意味着理亏，“拒诊艾滋病患者”无以获得法律支持。这场特殊官司的结束，给整个社会都上了一堂生动的法律课，也普及了一次众生平等的权利课，对今后如何面对和处理类似情况具有借鉴意义。一方面可以增强患者利用法律手段维权的信心，并在面临拒诊后效仿此法；另一方面则让医院囿于后果风险，而不敢轻易拒诊患者。

　　不过，令公众担忧和愤怒之处在于，恰恰是第一个医院的拒诊行为，使得艾滋病患者不得不私改病历，并在手术前逃避常规检查。对此有网友愤怒的认为，他这种做法会将风险转嫁给医护人员和其他患者，因而应当受到严厉的处罚，包括道德上的谴责。这恰是真正的问题所在，正是因为天津市肿瘤医院的拒诊做法，逼得患者只能采取这样的应对办法，从而导致了在医疗不透明的情况下，不确定风险的增加。

　　从医学的常识上讲，信息透明和告之下的手术，与非告之的情况下，在防范和处理措施上存在差异性。至少在面临一个艾滋病患者时更为谨慎而小心，在后续的处理上也更为严格。但恰是偏见与歧视，使得艾滋病患者在就医时被排斥在外，也人为增加了不安全的风险。其结果，不但未能减少和预防风险，反倒致其成本不断增加。

　　从一些国家对艾滋病的防治经验来看，歧视和排斥完全不能让我们远离艾滋病，反而增加人群感染的风险。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世界卫生组织和卫生部联合专家组评估，到2011年底，估计我国存活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78万，而当时，我国已发现的感染者和病人存活34.6万，也就是说，还有大约56%的感染者尚未被发现。之所以如此，其间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谈艾色变”的普遍性歧视下，艾滋病感染者只能选择隐匿实情。而其他一些身份被暴露的艾滋病患者，要么因为承受不了巨大的歧视而选择自杀，要么就是因为哀怨而报复社会。

　　其实，就此诉讼而言，具有安全维度更为重要，并真正意识到，讳疾忌医式的远离、排斥和拒绝，不过是自欺欺人。真正的安全防治，是在了解情况之后的规范处理和科学对待，包括如何在娱乐场所传播防艾知识，如何与高危人群平等沟通等等。因为在艾滋病的干预措施中，离不开每个人的共同参与。很多人因为害怕和抗拒，结果反倒成为被感染的对象。虽然无知下的恐惧很可怕，但已知下的拒绝与歧视，才是最大的安全风险诱因。

　　若不能从“艾滋病人就医遭拒医院补偿9.5万元”的案例中，看到其背后的安全风险其社会环境，那么类似的问题就始终难以禁绝，拒绝与隐匿就会互相角力，并彼此伤害。没有信息公开，没有相互信任，这样的社会才是最可怕的“艾滋病毒”，也是最大的安全隐患。重视艾滋病就诊被拒下的安全维度，才能在“权利平等”的公共意识下，实现自我权利和自身安全的保护。（堂吉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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