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的指导意见》，要求省级政府2015年年底前、市县两级政府2016年年底前，要基本完成权力清单的公布工作。据媒体梳理发现，多省的权力清单编制和职责清理工作均由工作部门自查，然后经省级机构初审和复审，最后报省政府常务会议审定，但省级审查机构各不相同。

　　简政放权，是本届政府一直勉力推进的重点工作。按照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对“三个清单”的阐述，“权力清单”明确政府该做什么，是要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剑指行政乱作为；“责任清单”明确政府该怎么管市场，做到“法定责任必须为”，则指向行政不作为；“负面清单”明确企业不该干什么，是要实现“法无禁止皆可为”，向社会主体赋权。

　　任何一项宏大改革目标的实现，都需要一个从粗线条勾勒到细节落实的过程，于简政放权而言，“三个清单”的编制过程，则可视为落实简政放权的关键性第一步。据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日前发布的《2014年政府信息公开第三方评估报告》，“截至2014年12月底，有13家省级政府和2家计划单列市政府未能通过其门户网站查询到权力清单信息”。但即便是目前已经公布的各地权力清单，其编制过程究竟如何，其科学性、对行政审批权力的限制与约束程度究竟如何，同样有待认真审视。

　　按照媒体梳理的情况，多个省份的权力清单编制和职责清理工作均由工作部门自查，换句话说，对于哪些权力应当下放，哪些责任必须承担的初始工作，基本由权力者自身来一力承担，后续的初审、复审及至最后的审定，也均在行政机关内部完成。当然，出于对行政机关对自身权力状况的熟悉考虑，由其梳理出权力清单草案，或具有相当合理性，但在权力清单的后续审定流程，则更迫切需要社会主体的参与。毕竟，说到对行政审批权力的熟悉程度与感同身受，各种行政相对人同样很有发言权。

　　今年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援引一份提案来印证简政放权必须继续推进，“原来批个项目要100多个章，虽然现在审批砍了一些了，但还有五六十道关卡”，而在整个行政审批的全流程细节中，对盖多少个章最感同身受的，无疑是那些奔走于各政府部门盖章的人。对于哪些权力项目应当取消，哪些权力项目可以下放，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乃至全社会成员，都应当有充分的发言权、决策参与权。从可操作性角度看，由行政部门自查、自编权力清单初稿，再交由社会讨论，畅通讨论渠道，让行政相对人为行政主体的权力范畴把关号脉。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学界专家、代表委员对每一个部门、每一项权力的合理性做辨析。一份权力清单，多元主体参与，才能让简政放权改革最终落到实处。

　　加强社会参与，关键是在权力清单编制的过程中引入制衡与监督的力量，以防行政机关在权力清单中塞入私货、留下后门— 该下放的权力藏起来，不想承担的责任推出去。用李克强总理的话说，是“松了手刹，还踩着脚刹，明放暗不放”。据媒体报道，黑龙江把3119项省政府权力清单逐项公布在省行政权力信息管理平台，征集社会意见，但有此民意征集程序的省份目前并不多。“可取消可不取消的，要下决心取消；可放权可不放权的，要下决心放权”，对“可与不可”的最终判断权，不能是(或起码不能仅是)被改革对象自己。

　　简政放权是政府的一次自我革命，“削权是要触动利益的，它不是剪指甲，是割腕，忍痛也得下刀”，那么在这个政府自我削权的过程中，或可用痛感的强弱来作为改革是否落到实处的一个衡量指标。权力清单的编制、审定过程全部在行政机关内部流程中完成，如果过于顺畅，是否存有放权未触到权力痛处的可能？此外，法无授权不可为，这样一个行政法治目标的实现，亦须直面数十年来“部门立法”现象所固化的各种部门利益。在权力清单的编制过程中，还要对以往部门利益法制化的诸事项与权柄，做重新的反思与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