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章伟升 摄影：张旭

　　来源：《中国慈善家》3月刊

　　1941年，南太平洋(601099,股吧)战争爆发后，约有4000名被日军俘虏的盟军士兵被送往日据下的台湾。日军相继在全台设立了15个战俘营，盛产铜矿和金矿的金瓜石战俘营，是其中第一家。

　　在金瓜石，士兵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在超过40度高温的矿坑挖掘矿石，许多人此后再也没有走出布满死亡气息的黑色坑道。

　　日本战败后，这段历史浮出水面。近两年来，战俘营的幸存者们再次回到金瓜石，追思往昔。台湾当局对这段历史高度重视，在金瓜石战俘营旧址上兴建了战俘营纪念公园，为那些饱受苦难的战俘们树碑致敬。

　　而金瓜石民众认为，金瓜石以及当时一些反日志士的历史也应该被发现和记录。于是，金瓜石国民小学校友出资出力成立了专门的机构，挖掘当地历史和抗日志士的生平事迹，恢复矿区和战俘营等旧址，并出版了《金瓜石悲歌》一书。

　　2015年3月，在位于北京东三环的“我的历史”图书馆，新历史合作社总编辑唐建光向《中国慈善家》讲述了这段往事。一年前，受台湾之邀，他赴台考察了“国民记忆库—台湾故事岛”计划，去到了金瓜石旧址。

　　“国民记忆库—台湾故事岛”计划于两年前由时任文化部门负责人龙应台发起，由官方和民间团体共同推动民众分享自己的故事。“台湾人强烈的历史自觉意识，已从过去的知识分子层面扩展到整个民间。”唐建光看到其深层次的原因所在，“他们在经历一系列变革之后产生了挖掘、还原历史真相的迫切性，不仅是为了记录，更是希望达成历史与当下的和解，达成各个人群之间的和解，而不是制造仇恨和分裂。”

　　事实上，当龙应台最初宣布要启动“国民记忆库—台湾故事岛”计划之时，唐建光正在规划他的新历史合作社和“我的历史”计划。“国民记忆库”正式启动的前一天，唐建光刚刚在苏州历史嘉年华上宣布启动“我的历史”计划。

　　“我们不仅思路相似，甚至连时间节点都很相似。”唐建光笑言，“两岸在对历史的态度和采取的行动方面可以说是同步的。”这两年，在大陆方面，整体上政府层面越来越意识到口述历史的价值，“深圳做深圳记忆，苏州有口述史博物馆，上海也有几个做口述历史的机构，北京也在做，只是并不声张。”但是唐建光也看到两岸的不同之处。

　　“推动公民记录历史”，多年来一直是唐建光孜孜以求要达成的愿景。因为抱有“媒体人固有的家国情怀”，力求弥补梁启超“中国有官史而无民史”之憾，2007年9月，他创办了《看历史》杂志，主张“公民写史，让每个人来记录书写自己的历史”，并把这一理念写于发刊词中。

　　但是他渐渐发现了传统媒体的局限性。“单一的媒体手段无法应用于广阔的历史和受众，应该让公众成为历史的主角，成为历史的记录者和传播者。”2013年，唐建光离开《看历史》。他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去思考，如何实现这一目标。

　　他曾经打算创办一个让公众记录、分享、传播自己的历史的新媒体平台，但是最终放弃。“我们在前期做论证时发现，如果没有足够的内容和参与，那么这个网站可能就是一个空壳。”是时，唐建光和他的团队才意识到，“公众对历史的需求是一个弱需求，它需要植根于大规模的公众参与，和大规模的内容聚合。”

　　是年5月，唐建光主编的数字杂志—《我们的历史》创刊，并成立了“新历史合作社”。但是数字杂志的效果也不好，“原因还是延续了原来做纸媒的方式—把我们认为好的内容，用专业化的方式写出来放到平台上。”

　　多番反思和实践，最终他找到了一条路—新历史合作社要构建历史记忆平台，要做公众参与和内容聚合。他把新历史合作社定位为“公共历史和个人史领域聚合各种资源、项目和需求的连接者”。

　　2013年11月，“我的历史”计划启动，核心方向是推动公共历史和个人史的发展。该计划的第一个项目是“我的历史”图书馆。第二个是与相关机构合作，推动个人史项目，包括中学生项目和大学生项目。下一步，将启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史的项目。

　　这其中，面向世界华人和相关机构征集个人史资料的“我的历史”图书馆是重点项目。有别于只收录有收藏价值的书籍和资料的传统图书馆，任何言之有物和原始的个人史资料，包括已出版的和未出版的，都是“我的历史”图书馆的征集对象。“我们认为，每个人的历史都值得记录。”唐建光说。

　　于唐建光而言，“我的历史”图书馆是实现诸多构想的基础。“首先，以‘我的历史’图书馆的方式，或者未来以网站的方式来做内容聚合。第二，是公众参与。先传播公共历史的价值和理念，然后推动若干个项目，让不同的群体参与进来，这样就会产生参与和内容，最后才会产生有内容和受众的传播。”

　　自2014年10月试运行至今，“我的历史”图书馆已初具规模。唐建光希望将其注册成为民办非企业单位，以公益性质的法律主体独立发展，整合各方资源，吸引公众参与，并能够征集、收藏数十万甚至数百万册的个人史书籍和资料。

　　当下，在欧美，口述历史越来越成为社会运动和社会方式。“像乌克兰发生一系列变化时，他们有一个国家记忆研究所，就做了口述工作，把资料保存下来，并把备份保存在德国。”在唐建光看来，口述“在未来是一种保存历史的工具，它追溯过去，记录当下，这些东西对现在和未来是有价值的。”

　　为了提升口述历史的理念和方法，培育口述历史的种子，2014年8月，新历史合作社与永源基金会合作举办了首届“家·春秋”大学生口述历史影响计划，推动大学生采集身边亲友、长辈和故乡正在迅速消失和被遗忘的历史记忆。

　　在做这一项目时，唐建光回忆，“很多八十多岁的老人很明显是第一次被孙辈问及当初怎么到了这个地方、经历过什么、得过什么荣耀、受过什么苦难。这是年轻人与长辈之间建立一种认同和同情，共建一个故事。”

　　在接受《中国慈善家》记者采访前，唐建光转发了《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个人史有什么价值？》

　　“个人史更多是社会心理的重接，基于个人、家庭和国家关系的传承和重建”，在唐建光看来，这种传承和重建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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