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南京大学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所所长、80岁的张宪文教授11月24日下午,在办公室接受本报记者的采访时说,“南京大屠杀是日军侵占南京后制造的一场大规模的人类惨剧,它包括大屠杀暴行、性暴行和城市破坏暴行三大罪行,使南京古城遭受了一场极为残酷的空前浩劫,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沉重的灾难。”。

　　日军山田支队步兵第65联队宫本省吾在日记中写道:“下午3时,大队决定采取极端措施,把约三千名战俘押到扬子江边枪杀了。”“由于已杀了两万多人,士兵杀红了眼,结果,竟向友军发难,杀死杀伤友军多人。我中队也造成了一死两伤的损失。”

　　□　文/图　本报记者　陈巨慧

　　临近12月13日我国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80岁的张宪文教授工作愈加繁忙。身为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南京大学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所所长的他,除一如既往地赶书稿外,还要筹备《南京大屠杀史》《见证与记录:南京大屠杀史料精选》《南京大屠杀重要文证选录》三部五卷新书的首发仪式,应对各路记者接连不断的采访邀约。

　　日程表虽被排得满满当当,但听说是山东老家的媒体想来采访,张宪文还是爽快地一口应下。铿锵有力的言语,隐藏了岁月的年轮,流露出亲切的乡音。

　　搜集日军在南京施暴的铁证

　　11月24日下午,张宪文教授在办公室接受本报记者的采访。满头银丝的他,面容清癯,精神矍铄,直实的山东人性格在一言一行中显露。“解放初我在济南呆过,在山东省工业厅工作。那时候大众日报社在经二纬一路,是我们隔壁邻居,对《大众日报》印象比较深。”他笑呵呵地开场,老乡关系又被拉近了一层。

　　张宪文说,自己出生在泰安,但祖辈是齐河人,住在黄河边上。“黄河水患不断,老爷爷跟着家人逃荒到了泰安,在药店里当学徒,后来自己也开了两家中药店,叫‘宏吉堂’,在泰安一带很有名气。”曾祖父白手起家创下家业,在泰安城南城关的张家园街建了一处大宅院。1934年10月27日,张宪文就出生在这里。

　　日伪时期,汪精卫的“和平军”开进泰安。张宪文听大人说,汪精卫是南京政府的,重庆还有个蒋介石。年少懵懂的他,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彼此之间有什么关系,更不知道长大后自己会在工作中与他们形成交集,却对凶残的日军留下极深的印象。

　　一天早上,张宪文被家中的狗吠声吵醒,“一群日本鬼子持枪闯入家门,把我爷爷和他五弟带走,关进了宪兵队。”因为爷爷是地方名士,日本鬼子对他们严刑拷打,用烧红的烙铁烫他们的胸部、背部和胡子,要他们交代是怎样通八路的。关了整整13天后,实在抓不到把柄,才把他们放回家。

　　当时,泰安南部的徂徕山有游击队活动,盘踞泰安的日军多在早上下乡扫荡,傍晚时分匆匆收缩回城,不敢在乡下久留。每每看见骑着高头大马狼狈返城的日军从自家门前经过,张宪文都觉得既可气又可笑。

　　1954年,张宪文被南京大学历史系录取,毕业后留校任教,从此把根扎在了南京。定居生活60年,他已融入这座文化底蕴深厚的美丽古城。

　　说起南京大屠杀,张宪文表情严肃了起来。“南京大屠杀是日军侵占南京后制造的一场大规模的人类惨剧,它包括大屠杀暴行、性暴行和城市破坏暴行三大罪行,使南京古城遭受了一场极为残酷的空前浩劫,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沉重的灾难。”他介绍,早年,我国史学界甚少关注南京大屠杀这一严重事件,更缺乏研究,我们的教科书上也很少提及。与此同时,日本右翼势力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断否定南京大屠杀史实,编造种种谎言以混淆视听。

　　此前将主要精力集中于中华民国史研究的张宪文,正式开始南京大屠杀研究,要从上世纪90年代初算起。先后担任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顾问、会长,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所所长的他,多方筹措资金,派南京大学及南京地区100多位学者,赴日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俄罗斯、西班牙等国家及台北档案馆、图书馆、私人藏书机构,搜集整理加害方、受害方和第三方的日记、书信、回忆、新闻报道等各种原始资料。

　　至2010年,张宪文团队出版《南京大屠杀史料集》72卷共4000万字,是我国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史料集。2012年,张宪文又携团队在这些丰富史料的基础上,推出全面研究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的历史著作《南京大屠杀全史》。

　　“历史研究不能创造,有材料支撑就可以说,没有材料支撑就不可以说。”治学严谨的张宪文一板一眼地告诉记者,《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披露的史料,不少是十分鲜见的珍贵资料。“这些材料不仅为学者们深入研究南京大屠杀提供了科学依据,也是日军在南京施暴的铁证。”

　　令他欣慰的是,2005年《南京大屠杀史料集》首次出版后,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的两个女领事专程到南京与他座谈。“谈话之后一个多月,日本外务省网站公开发表声明,称根据现有的资料,日军在南京对非战斗人员的杀害是个事实,但是人数问题有各种说法,外务省不予置评。这是外务省网站首次公开承认南京大屠杀是个事实,虽然不承认30万死难者的数字,但离承认大屠杀的事实真相又近了一步。”张宪文说。

　　俘虏,“全部彻底消灭”!

　　翻开一篇篇集攒的史料,南京大屠杀的真相被一幕幕还原,时光也倒回到77年前南京那个漫长的寒冬。

　　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守卫南京城的大批中国军人在战斗中被俘。“对于这些俘虏,日军并没有按照国际公约人道地对待,而是以屠杀手段加以消灭。”张宪文眉头微锁。

　　攻击南京以东战线的日军第16师团长中岛金朝吾中将,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败逃之敌大部进入第十六师团作战地区的林中或村庄内,另一方面,还有从镇江要塞逃来的,到处都是俘虏,数量之大难以处理。”日军“基本上不实行俘虏政策,决定采取全部彻底消灭的方针”。“守备太平门的一名中队长处理了约1300人。在仙鹤门附近集结的约有七八千人。此外,还有人不断地前来投降。”

　　第16师团步兵第33联队第2大队的池端正巳回忆说:“俘虏很多,缴获的物品也很多,所以如何处置这些残兵就成了问题。我们部队人数很少,不足百人,而俘虏那么多,有一千几百人,无法供他们饭吃。”“我们部队自己吃饭也成问题,就去请示作为上司的师团,师团命令说‘处置掉’。”

　　与16师团同属上海派遣军的日军第13师团步兵第103旅团,也在攻占乌龙山炮台和幕府山炮台等地时捕获了大批中国俘虏。12月14日,步兵第103旅团长山田栴二少将在日记中提到:“有14777名俘虏。俘虏这么多,不管是杀掉还是让其活着都很困难。”次日,山田栴二“派本间骑兵少尉去南京,联系处理俘虏的事宜和其他事宜。命令说将俘虏全部杀掉。”请示上级后,12月16日至18日,步兵第65联队将这批俘虏押解到长江边进行集体屠杀。

　　山田支队步兵第65联队的许多官兵,都将这场异乎寻常的血腥屠杀记录在日记本中。第4中队的宫本省吾少尉在12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下午3时,大队决定采取极端措施,把约三千名战俘押到扬子江边枪杀了。这是只有战场上才可能看到的场面。”12月17日,在日军华中方面军举行南京入城式的当天,步兵第65联队继续分批处决俘虏。傍晚回来后,宫本省吾立刻出发加入对俘虏兵的处决。“由于已杀了两万多人,士兵杀红了眼,结果,竟向友军发难,杀死杀伤友军多人。我中队也造成了一死两伤的损失。”

　　日军上海派遣军司令部参谋西原一策大佐在“作战日记”中,也记录了山田支队对中国俘虏的大屠杀。他在12月14日的日志中提到,“第十三师团山田支队捕获俘虏2万人,因没有粮食,很难处理。”12月18日的日志中则记述:“举行慰灵祭。山田旅团处置了15000名俘虏,其中我方一名士兵也与俘虏一起被机枪射杀。约有一个团的俘虏进行抵抗,企图逃走,该士兵也在混乱中牺牲。”

　　时任国军教导总队第2团第3营营部勤务兵的唐广普,是这场大屠杀的幸存者。他回忆,在长江边幕府山的空营房里,“集中囚禁约2万人,大多为被俘士兵,另有部分警察和老百姓。”12月18日,日本人从早上四点钟就开始捆,一直捆到下午四点。“到了上元门大洼子江滩,日军叫我们一排排坐下……晚上八九点钟,日本兵开始屠杀。”机枪一响,唐广普就躺倒在地。20分钟后,机枪停了,他右肩头被打伤也没有知觉,“死尸堆积在我身上,感到特别重。约5分钟后,机枪又开始扫射。过了一阵子,日军上来,用刺刀刺,用木棒打,然后用稻草撒在石榴树上,用汽油一浇就烧起来了。”

　　在张宪文看来,这些当事者的记述尽管人数不尽相同,但山田支队在进击南京的过程中俘获了大批俘虏,并在幕府山附近加以枪杀是不争的事实。“起初,日军打死屠杀俘虏并不是下级军官及士兵的个人行为,而是出自日军中高层的命令,但渐渐地演化为前线部队普遍存在的现象。”

　　1938年6月调任日军华中派遣军第11军司令官的冈村宁次,在战时写下的阵中感想录中写道:到达中支那战场后,在听取了先遣官宫崎参谋、华中派遣军特务部长原田少将,杭州机关长荻原中佐等人的报告后才知道,派遣军前线部队一直以给养困难为借口,大批处死战俘,已成恶习。“南京战役时,大屠杀的人数多达四五万之多,对市民进行掠夺、强奸的也大有其人。”

　　斩尽杀绝“败残兵”

　　战斗中被俘获的中国军人惨遭屠杀,解除武装的“败残兵”想要躲过日军的反复扫荡和搜捕也实属不易。“日军在捕获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及疑似军人的普通平民后,除就近集体屠杀外,更多的人被押往南京北部的长江边进行集体屠杀。”张宪文告诉记者,位于下关的中山码头是南京的轮渡码头,是日军多次进行集体屠杀之地。

　　记者沿中山路乘车北上,被一栋栋摩天大厦挤满的天空渐渐开阔,马路上车辆稀少,车速也明显快了不少。只是一连下了几天的小雨仍未停歇,白茫茫的天上汇集的不知是江边的雾气,还是压低的浓云。

　　穿过古朴的挹江门,走不多远就到了中山码头。这幢绛红色的山形建筑颇有些民国气质,但这个渡江码头昔日的热闹景象却不复存在,空荡荡的大厅里人影稀疏。

　　记者看到,中山码头北边约400处,竖立着一座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中山码头遇难同胞纪念碑,三个人形的支柱架起一个洁白的大花圈,造型别致,意蕴深远。

　　纪念碑的碑文上记载:“中山码头乃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遗址之一,当时避居国际安全区之青壮难民,在此惨遭杀害者,共达万人以上。”并详细记载了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傍晚,五千余同胞被日军枪杀的屠杀惨案。

　　“经中山北路向北,观看了南京政府的军政部、交通部、外交部、铁道部、高等法院等各种建筑后,又来到扬子江岸边的中山码头。”日军第10军思量部参谋山崎正男少佐,12月17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述:这一带的扬子江面较窄,江中停泊着七八艘海军驱逐舰。无数的尸体被弃置于岸边,全浸泡在水里。“尸骨累累一词其程度也各有不同,这扬子江岸边的景象可谓是真正的尸骨累累。如将之打捞到地面上,一定是堆积如山了。”“然而,我不知见过多少尸体了,早就习以为常,一般是不吃惊的,晚餐时还照样咂着嘴品尝美味,完全成了神经麻木的人。”

　　岩崎昌治是上海派遣军独立工兵第一联队的上等兵,他在12月17日致家人的信件中记述:占领南京下关车站是在14日黎明前。当时在扬子江边,他们工兵亲手射杀了大约800名败残兵。“我们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在杀人,还是把竹子放入江中漂流。”“在陆上杀死支那兵后,把尸体堆积到一处,浇上油烧掉了。大概就像相川小学广场那么大的地方,支那人的尸体堆积了两三层。”因未能参加入城仪式,他们将头天夜里在城内的大约2000名中国人集中起来,全部杀死。仅扬子江边上就横七竖八地躺着大约5000具尸体。“不时传来砰砰的声音,那是正在枪杀还没有斩尽杀绝的败残兵的声音。”

　　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也以不同的形式记录了日军在长江边的屠杀。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约翰·拉贝在1938年1月20日的日记中附有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财务主管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的报告。“城里到处被丢弃的军装告诉日本人,城里还有许多中国士兵,他们已经穿上平民的服装藏了起来。因此,日本人在12月14日占领全城后,立即开始在整座城市,尤其是在难民收容所进行了严厉地搜查。”他们打着这个幌子,干着各种各样残暴的事情。为了一点点无所紧要的小事就滥杀无辜,无缘无故处死人,这类事件每天不知要发生多少起。平民百姓中根本没有人开枪射击,但是在几天中估计有5000人未经临时军事法庭审判就被枪毙,“大部分人在江边被处决,这样连埋葬尸体的辛劳都可以免去了。”

　　与拉贝并肩作战的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约翰·马吉,在日军占领南京后曾偷偷拍摄了纪录影片。他在3号影片的解说词中这样说道:“这个抬担架的人和一大批中国人被带到江边,他估计有4000人,他们在那里被日本人用机关枪扫射。他和其他约20个人成功逃脱了,只是他肩上挨了一枪。”

　　屠杀百姓就像猎杀兔子

　　从安全区到城区,从城关到近郊,南京笼罩在血色阴霾之中,恐怖的气息肆意弥漫。即使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不断致信给在南京的日本外交官,发出抗议之声,也无法阻止日军的暴行。

　　马吉在致妻子的信中写道:“过去一个星期的恐怖是我从未经历过的。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日本兵是如此的野蛮。这是屠杀、强奸的一周。我想人类历史上已有很长时间没有发生过如此残暴的事了,只有当年土耳其人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堪与比拟。”日本兵不仅屠杀他们能找到的所有俘虏,而且大量屠杀不同年龄的平民百姓。就像在野外猎杀兔子一样,许多百姓在街上被日本兵随意杀掉。“似乎任何下士班长或是列兵都可以决定任何一名中国人的命运。”

　　至于屠杀平民时日军的心态,岩崎昌治12月17日在致家人的信中这样表白:“已经完全疯狂了,只要看到支那人,就会大喊‘干掉他’,把他们送上不归路。……不是我一人有这种心情,而是整个分队的全体人员,不!是中队所有人员都有这种心情。”

　　“这的确不是岩崎昌治的个人心态,几乎所有日军官兵均具有这种心态。正如岩崎昌治在信中所说,即使明白这些人都是良民,‘为了皇军、为了日本,才拿他们做牺牲品的’。从今天研究的角度来看,尽管这不是日军官兵杀人心态的全部,但从中仍可见日军杀人心态之一斑。”张宪文语调提升,难掩愤怒之情。

　　抢劫、强奸、屠杀、纵火……日军的野蛮暴虐行径在南京持续6周,数十万鲜活的生命旦夕之间化为乌有,写下人类历史上最为惨绝人寰的一页。

　　日本投降后,为配合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国民政府设立调查日本战争罪行及日军在华暴行的各中央级调查机构,对日军南京大屠杀进行了专项调查和统计。经过4个多月的调查,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共获得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暴行材料2784件。南京市临时参议会根据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的重点调查结果,在征得受害人同意的前提下,确定了20名可在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上出庭作证的受害者名单。“男女死伤统计表”“敌人罪行种类统计表”“可提供作证被害人姓名、住址表”及《南京大屠杀惨案述要》等调查材料,成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理南京大屠杀案的重要证据。

　　1948年11月,经历了近两年的漫长审理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宣判,长达1200多页的判决书用了9天时间才宣读完毕。判决书对日本帝国主义策划、准备和发动对中国和亚洲、太平洋战争的罪行进行了揭露,并宣判25名被告有罪。

　　南京大屠杀中死难的军民得以告慰,但南京大屠杀与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创痛仍在延续。“以往研究抗战,对战役的关注比较多,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带来什么问题,是我们的研究所欠缺的。比如,日本侵华后中国的人口变化、人的思想变化、社会经济方面的变动等这些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我们的团队正在作这方面的努力。”张宪文说。

　　对于南京大屠杀方面的研究,张宪文也抱有新的希望。“现有的研究成果内容丰富、规模浩大,但除研究者以外的社会公众,在短时间阅读全部材料有一定困难”,因此,在继续进行深入研究的同时,他们也会推出叙事性强、通俗易懂的公众读本,使更多的民众认识到南京大屠杀是无法否定和推翻的历史事实。“我们作这项工作,就是为了让社会大众更多地了解真相。战争是全人类的灾难,无论对于加害方还是受害方而言,都应该正视这段历史,而不是一再逃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