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设想了2020年的信息环境和到那时如何开展信息作战。目的是促进对于建设未来联合信息战部队达成共识，以此作为四年防务评估报告的引文。它提供了侧重于信息作战的思想、见解，以及与军事问题、信息作战本质、未来的信息环境和信息作战与联合作战顶层概念等内容相关的思考。文章编译如下：

　　目的

　　本文设想了2020年的信息环境和到那时美军如何开展信息作战。目的是促进对于建设未来联合信息战部队达成共识，以此作为四年防务评估报告的引文。它提供了侧重于信息作战的思想、见解以及与以下内容相关的思考：

　　•军事问题

　　•信息作战的本质

　　•未来的信息环境

　　•信息作战和联合作战顶层概念（CCJO）

　　军事问题

　　国防部长在《维持美国在全球的领导权——21世纪国防的优先事项》一书中设想2020年的联合部队应能够完成以下各种任务：

　　•威慑并打败入侵

　　•反对恐怖主义和进行非常规战争

　　•无论面对敌方怎样的反介入/区域拒止挑战，还是要投射力量

　　•对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在计算机网络空间和太空有效开展行动

　　•维持一支安全、可靠和有效的核威慑力量

　　•保卫领土并为民事当局提供支援

　　•提供稳定的军事存在

　　•执行维稳和反暴乱行动

　　•实施人道主义、灾难救援及其他行动

　　未来信息作战部队在整个预期行动中面临的挑战将影响到敌人、潜在的敌人以及其他外国观众在这些行动中的决策，同时在高度竞争化的信息环境中保护我们自己的决策。

　　信息作战的本质

　　国防部把影响力置于信息作战的中心地位，把它定义为在军事行动中与其他战线相呼应、信息相关能力（IRC）的综合应用，目的是影响、破坏、瓦解或抢占敌人或潜在敌人的决策，同时对我们自己的决策提供保护。本文完全赞同海军陆战队关于信息作战的作战理念，即信息作战还将用于影响其他外国观众的决定。

　　信息作战使联合部队指挥员能够在信息环境的物理、信息和认知等维度机动（移动到一个有利的位置）并交战（产生非致命性的影响），影响敌方决策者和民众的行为、能力、意愿或感觉。在作战设想的范围之内，信息相关能力的综合应用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更具性价比的方式，以制止武装冲突；而且，一旦威慑失败，则可以充当合成武力的一种集成要素。

　　在一种结构化不过却是适应性的流程中为信息相关能力的应用制订规划。适应性的规划与执行（Adaptive Planning and Execution，APEX）流程，与作战设计相配合，有助于指挥员和参谋人员在整个挑战中理解作战环境。适应性的规划与执行连同作战设计一起，有助于解答最终手段的风险问题，还有助于构造合适的战役与行动。

　　一旦计划得以执行，指挥员必须瞄准任务的完成，不断评估联合作战的进程。这种评估包括：在预测的结果与真实的事件之间进行比较，决定部队应用的整个效能。

　　充分了解信息环境，在制订联合计划过程中使认识达到一定的高度。这种认识将使制订计划的人员和指挥员了解拟订的军事行动对于决策的潜在影响，并在信息环境下为行动提供指导，从而赢得军事优势。

　　未来的信息环境

　　信息环境，连同物理领域中的陆地、海洋、天空和太空，构成了作战环境。作战环境是条件、情况和影响能力的综合，影响能力运用并承担指挥员的决策。

　　对于信息作战部队来说，特别关注的是信息环境及其物理、信息和认知维度。物理维度由用于他人和我们交流的具体手段（电话、微波发射塔、报纸和计算机）构成。信息维度包括在哪里并以何种方式搜集、处理、储存、传播和保护信息。认知维度是信息环境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它表示个人和文化信仰、规范、弱点、动机、情感、教育、自我和团体的思想与观点是如何影响信息的传输、接收、反应并据此采取行动的。

　　在物理维度内，2020年，我们会发现有更多的人口居住在城市，相较于今天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50%，到那个时候，这一比例将达到60%。正如过去20年，在巴格达、摩加迪沙和太子港的作战所显现的那样，由于对于部队使用的约束/限制，城市地区代表着军事作战中更为复杂的环境。自1967年以来，在所有的城市作战中，联合部队司令部不得不对以下因素中的一条或多条加以慎重考虑：限制对于友军的误伤；减少平民伤亡和/或附带损害；限制使用某些种类的武器。鉴于以上这些约束条件，信息作战对于成功开展联合城市作战来说至关重要。事实上，信息作战为避免代价更为昂贵的冲突提供了可能性，可以更加迅速地移动、像病毒一样传播并且转移目标受众的立场和同情心。

　　要想获得成功，信息作战专家必须要注意到城市作战的持久性和新的特征。人口集中将产生而且会持续产生密集的各种类型的媒体，它们的报道可能有三种立场，倾向于美国利益、中立或反对美国。此外，新兴城市将是“智能城市”，从地面开始建设的时候就装备了先进的网络基础设施，以改善经济和政治工作效率，使市民能够享受到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成果。由于敌友双方力图影响城市人群，通过阻止对方获取传感器网络的数据，达成较好的态势感知能力，持续密集的媒体与新兴、由无处不在的传感器连接起来的城市相结合，导致在信息环境中产生了激烈的竞争。

　　两种其他技术的发展将塑造未来信息环境的物理和信息维度——Web 2.0到达一个成熟阶段和Web 3.0开始成长阶段以及移动设备生成“大数据”。

　　据说Web 2.0在“阿拉伯之春”运动中被认为发挥了重要作用。相对于一般人的认识，例如，“推特”（Twitter）的影响力是全球性的，而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对于一个国家或某个地区有重大影响力，自2011年开始，它在集体政治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Web 2.0走向成熟阶段的特征，将是多媒体共享（如YouTube）、微博（如Twitter）和社交网络（如Facebook）等功能得以在全球尚未大规模应用的剩余区域的变得可用并得到全社会的应用。因此，Web 2.0技术很有可能在召集志同道合的人员和团体方面发挥局部和区域性的作用。不过，到2020年，敌人（如一些极权主义政府）也很有可能拥有经过进一步磨练的战术、技术和程序，能够利用社交网络化功能，确定并清除反政府的活动家。在塑造信息环境内战役计划的过程中，联合部队司令部将不得不处理这些机遇与挑战。

　　与此同时，Web 3.0（也称之为语义网，Semantic Web）设想计算机具备逻辑功能，能够像人类一样搜寻和应用数据。Web 3.0允许软件代理执行用户任务，从而消除寻找和组合信息繁琐而耗时的工作，因为只有找到并组合适当的信息才能采取行动。Web 3.0将对联合部队指挥员在21世纪执行任务、打击恐怖主义和进行非常规战争构成重大挑战。科技对于增强恐怖分子情报搜集与分析工作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不过，不是那么太明显的，或许是Web 3.0在招募和训练新成员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例如，应用数学教授罗宾•莫里斯断言，考虑到学习者的知识背景、技能、天资、动机、学习兴趣和媒介喜好，Web 3.0有可能为个别学生量身定制学习模式。把莫里斯的这一断言置于国家安全的背景内，这种量身定制的能力会使暴力极端分子的招募和培训活动成倍增加。

　　在2020年，基于Web的技术对于确定谁能够促进或阻碍战役计划顺利完成，以及确定关键领导人的工作更加困难。美国在伊拉克的经历表明，一个人可以运用发挥其影响力。神职人员萨德尔号召人们举行抗议活动，很快就有无数人涌上伊拉克街头。然而，他的网站每日收到的点击量却很少。难道未来能找到的有影响力的人员仅限于极少数的个别人？随着Web技术的成熟与发展，到2020年，有影响力的人员可能会从屈指可数的已知个性人物转变为大量知名甚至或许并不知名的有影响力的人物，他们能够制造话题，赢得崇拜者，可以帮助或者阻碍任务的顺利完成。

　　移动设备将继续扩散并对21世纪的防务任务造成影响。全世界已有超过70%的人口使用移动通信设备。这些设备产生了大量的“大数据”（Big Data），麦肯锡咨询公司将其定义为数据集，它们的规模超出了当今典型数据库软件工具捕获、存取、管理和分析数据的能力。大数据的来源包括社交媒体通信流量、移动交易以及GPS坐标。今天，这些手边设备每天产生的数据超过2.5×1018字节。

　　对这些大数据进行筛选，有可能获得个别用户和人群相关需求和行为的有一定颗粒度的见解（granular insights）。《大数据，大影响》（Big Data，Big Impact）一书就手机中的大数据如何提供重要的经济指标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未来的例子。不依靠传统生成的关于国家或地区性经济状况的月度或季度报告，未来的经济学家可以令人信服地数据挖掘手机的使用情况，制订更及时的引导指标。例如，如果移动供应商的数据披露即买即付移动用户完成交易的数量正在下降，则这可能是在官方指标披露之前表明经济压力增加的一个早期迹象。如果这些技术预测如期实现，在军事行动的规划、执行和评估影响活动过程中，能够获取并识别“大数据”模式的联合部队指挥员将是更为成功的。

　　2020年的影响活动同样也会由今天2个明显的人口趋势塑造：人口老龄化和迁移。这些趋势，连同先前讨论的城市化，将改变信息传输、接收的方式，并在认知维度改变如何应对并采取相应的行动。2020年，在欧洲和日本的联合部队指挥员想要影响的年龄中位数（把总人口平均划分为两部分的年龄数，也就是说有一半人口的年龄高于此年龄，而另一半人口的年龄数低于此年龄，译者注）将是45岁。相比较而言，在中国（以及南亚大部分地区）和非洲，年龄中位数分别指35和25岁。此外，发展中国家的许多青年都将见证（并将继续见证）重大的社会变革。这种人口和社会的变化将使得识别目标受众并确定可以对之施加影响的方式变得比以往更具挑战性。联合部队指挥员必须要了解的不仅仅是一种社会文化和语言的构成，而且要了解在这个社会中有越来越多的群体，他们有不同的世界观，对于发送和接收信息的方式有不同的首选。

　　第二个趋势——全球化迁移——由于在不同地区劳动力供应不停波动，这种全球化迁移很有可能会加速。由于迁移造成的人口结构的变化已经能够在许多国家看到。居住在卡塔尔、新加坡和新西兰的总人口中，国际移民所占的百分比分别为86%、40%和22%。研究表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存在的劳动力短缺情况会刺激更多的人员寻求在居住地以外生活。这种人口迁移将进一步增加确定目标受众和主要影响因素的复杂性和难度。此外，在规划和行动过程中必须考虑到种族宗教飞地或“微型国家”。

　　信息作战和联合作战顶层概念（CCJO）

　　联合作战顶层概念是一种由最高首脑批准的整体化概念，它清楚地说明了8至20年后预计未来联合部队将如何围绕各种军事行动实施作战。作为一种顶层文件，它的目的是引导其他所有未来概念的发展。

　　联合作战顶层概念明确了指导未来执行21世纪防务任务的原则。在这之中，大部分是以下与信息作战相关的原则：

　　•任务指挥（Mission command）

　　•夺取、保留并利用时间和各种领域上的先机

　　•结成合作伙伴关系

　　•跨领域协同

　　•把意想不到的后果最小化

　　1．任务指挥

　　任务指挥是核心原则，按照设想，将在21世纪的防务中指导联合部队复杂的行动。陆军作战手册FM 3-0《作战》（Operations），把任务指挥定义为“指挥员利用任务命令对权力和指示的践行，在指挥员的意图内赋予规定性的提议，在执行全谱行动的过程中给灵活而有适应性的领导人授权。”通过任务指挥这一理念，联合部队能够在作战期间迅速采取行动，在新闻周期迅速缩短的年代主导叙事权（dominate the narrative）。

　　美国陆军2006年出版的平叛手册是首先引用“叙事”（narrative）一词的出版物之一。不过，这一概念适用于21世纪设想的所有防务任务。叙事是一种故事情节，为国内心存疑问的民众和国际观众提供理解事件的框架。在2010年的一次采访中，第435多国联合跨部门特遣队（Combined Joint Interagency Task Force，JIATF）司令基思•胡贝尔中将解释说这种叙事能够处理“你为什么在这里，这是如何发生的，或者未来的前景如何。”美国式叙事是众多作战环境中的一种——其他叙事由盟友、敌方、政治上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以及日常生活中的一般文化叙述（子集）提供。

　　对于任务指挥来说，在对抗敌方的过程中采取更加分散和更为主动的方法有可能提供更大的灵活性，可以创造并交流他们自己的叙事方法。不过，我们可能需要对现有的政策和机构进行修订，以便在更低层次的指挥水平上提供更大的行动自由。

　　值得注意的是，任务指挥还用于为原本并不显山露水的美国政府提供表象特征。在2020年的人道主义和救灾工作中，我们很有可能看到更为精干的团队，他们能够更加胜任使命，能够在工作中做出更大的贡献。通过利用遍及全球社区的社交媒体，这种表现有可能会影响到当地村庄、地区和责任区之外的受众，使他们乐于帮助发展中国家和受战乱波及国家的人民，满足他们的需要。它甚至能够生成有价值的规划与执行过程，或者从另一家机构——或许是一家非政府机构（NGO）得到有价值的反馈。这是迄今为止，一些团队和更大的政府计划办公室还没有表现出来的。

　　2．夺取、保留并利用时间和各种领域上的先机

　　前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詹姆斯•马蒂斯将军（已退役），曾经评论说，赢得外国受众的思想将取代夺占要地成为未来联合部队新的制高点。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联合部队指挥员必须了解信息环境，采取相应地步骤，夺取、保留并利用时间和各领域上的先机。

　　高层领导和未来学家就如何确保我们从近来的事件中吸取教训开出了处方。拉尔夫•贝克少将回顾其在伊拉克的经历时强调，出于叙事的目的，在战斗中控制信息作战的节奏，需要指挥员警惕并迅速反击敌方的努力，创造并传播自己的叙事。他断言，信息作战必将成为一支部队日常框架中各个环节的组成部分，从而使联合部队能够“持续不断地向目标受众发送消息。”未来学家玛丽•克兰德尔和本•谢泼德博士赞同这一看法，他们的结论是：依靠持续不断地“用他们自己的叙事方式填充框架”，指挥员可以主宰叙事，使敌人难于对消息进行蚕食。威廉•考德威尔中将曾担任驻伊拉克多国部队发言人和负责战略影响的副参谋长以及北约驻阿富汗训练团司令，他进一步补充说“当军方以公开、透明的方式主动讲述自己的故事时，只有依靠促进所在地民众的参与文化，我们才能驾驭当前及未来媒体环境中面临的诸多挑战。”他指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就会给敌人留下空间，使得对手有关事实的版本成为主导观点。

　　不过，所有这一切都要坚持行为与语言相匹配。如果我们的行动被人认为与传播的叙事相反，或者它确实如此，那么我们在战斗中制订的叙事计划就会徒劳无功。在责任区内的每一次行动都会向外界传递一种信息。各级人员必须清楚，依靠他们的日常活动，通过与当地人员、敌对国和联盟伙伴互动，他们都是信息战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可能非常重要。

　　对于联合部队指挥员来说，影响并夺取新的制高点的能力十分重要，就同如在执行21世纪防务任务的过程中，在一个拒止区域投射力量。事实上，2012年1月出版的联合作战介入理念确定了在对抗反介入/区域拒止努力中需要的30种能力。在这些能力中有12种（占40%）具有信息作战作用或综合性的信息相关能力。

　　3．结成合作伙伴关系

　　在战略维度，壳牌石油公司的预测专家看到了“迷你未来主义”（mini-lateralism）的兴起，他们在期货研究领域的开创性工作拥有悠久的历史。他们的预言描绘了一种全球性的秩序，在这种秩序当中，大型多边机制给出了一种走向更加灵活、迷你未来主义方法的途径，在这种方法里，重要的影响者寻求在确保最大可能影响力的情况下，与尽可能少的行动人员寻求合作并采纳大多数人的意见。在他们看来，这种方法是在处理未来复杂的全球性问题时，达成所需的速度和灵活性的唯一途径。

　　在战役维度，联合作战顶层概念强调了需要有效整合联合部队与美国政府机构、伙伴国军队以及其他地区和国际上的利益相关者。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在他给联合部队的战略指示中呼吁：“扩大机构间合作的范围。”而且，国防部培训计划把非政府机构、行业和学术团体添加到合伙伙伴多样化列表中，这些合作伙伴是联合部队很有可能与之产生互动的单位。

　　这份文件设想了在未来更为频繁地建立联合跨部门特遣队，以解决诸如与维稳行动相关的复杂问题。驻扎在阿富汗的第435多国联合跨部门特遣队提供了一个现实的例子。第435多国联合跨部门特遣队与阿富汗数个部委和来自于美国国务院、美国司法部、联邦调查局和美国国际开发总署及其他机构的跨部门专家紧密合作。他们的重点是建立阿富汗自维持的拘留设施，支持法制机构和生物识别技术的应用。

　　美国欧洲司令部联合跨部门打击贩运中心为其他类型的此类合作提供了一个范例。欧洲司令的这一中心反映了整个政府以“机构融合”为模板，与全球性的毒品、武器和人口贩运做斗争。它的成员共有40名，包括来自于国防部、联邦调查局、美国缉毒署以及美国政府其他机构的代表。

　　4．跨领域协同

　　上述机构合作的例子与联合作战顶层概念的其他要素相吻合——改善了跨领域协同情况。联合作战顶层概念设想未来的联合部队能够在给定的时间和地点毫无阻碍地进入某一领域。这种进入能够使部队利用某一领域或更多领域的优势，在从防御入侵到保卫国土的范围内开展行动。在一些情况下，它可能只是有必要在一定时期内创建地域优势中的口袋或走廊，以实现指挥员的目标。

　　参谋长联席会议前任主席詹姆斯•卡特赖特将军是第一批明确表达跨领域协同概念的高级领导人之一。在其担任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时，他断言当敌对国家国力中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基础设施和信息（political, military, economic, social, infrastructure, information，PMESII）不能充分整合时，敌方能力中会存在“不足”或弱点。他指出：“对于联合部队指挥员来说，面临的挑战是在敌人存在的PMESII不足中，明确并指导活动贯穿一个或多个领域/环境。”

　　联合作战顶层概念和卡特赖特将军早期的设想特别适用于21世纪涉及反介入/区域拒止环境的防务任务。在这种环境里，信息相关能力可用于在计算机网络空间针对军事或基础设施中的不足（也就是PMESII中的“M”和“I”）创建一种临时性的效果，使战斗机（航空领域）依靠GPS（航天领域）获得能力，部分消除敌人综合防空系统（陆地领域）的效能。

　　5．把意想不到的后果最小化

　　与许多重大的冲突相类似，由于联盟对目标实施打击造成数次意想不到的平民伤亡，塔利班能够利用这点用于宣传目的，阿富汗战争被不时打断。事实上，防务分析专家劳拉•M•达迪可汉认为，有时，塔利班的信息作战能力是最有效的防空系统之一。最后，发动攻击的飞行器无法正常执行任务，至于它是被导弹击落的还是由于宣传不能起飞无关紧要。

　　不过，为了反驳战后的宣传主张，需要避免意想不到的的后果超出了信息相关能力的有效安排。退役的托马斯•梅茨中将曾指挥驻伊拉克多国部队，他在文章《规模效应》（Massing Effects）中引入了“信息作战门槛”理论。他解释说，不断部署致命武力可能会导致杀伤水平到达转折点，再加上敌方不断利用信息作战煽风点火，开始对整个战役造成不利影响。为了便于说明，让我们打个比方，为了驱离建筑物内的叛乱分子，可以破坏指定地点的建筑物，但是这样做会造成我们失去重要群体的支持，而这是联合部队指挥员维护政治稳定的总任务所需要的。鉴于这种形势，梅茨将军强调说：一名指挥员必须把在某一地点使用致命武力视为很有可能会达到上文提到的门槛。值得注意的是，梅茨还指出：依靠在时间、空间和目标信息影响上的同步，对于联合部队指挥员来说，有可能提高信息作战的门槛，旨在使大部分公众对作战计划中简短且最终猛烈而残酷的的现实预有准备。

　　或许在21世纪的防务任务中，再没有哪项任务比遏制侵略和打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更为重要，需要尽量减少意想不到的后果。正如2010年版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强调的那样，成攻实施威慑需要了解潜在之敌的能力、价值观、意图和决策。利用这种了解，信息作战能够从两个方面对整个政府努力实现威慑效果的工作做出贡献。一方面，信息作战可以成为一种让敌人信服的手段，让其明白他们的活动可能会招致难于承受的代价，而且利用侵略或压迫手段不会获得他们认为能够带来的利益。另一方面，信息作战可用于使敌人相信：通过自我克制，利益可以归于他们。原国家反扩散中心主任肯尼斯•布里尔大使就反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做出了类似的论点。为了改变对手的行为并对其施加影响力，计划的制订者必须明确“工具、手段、激励、抑制和机遇”（tool, levers, incentives, disincentives and opportunities）。

　　结论

　　信息作战机构需要有一个共同愿景，即在2020年的信息环境中，如何应用信息作战，以形成2014年版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并对需要花费时间才能实施的条令、组织、训练、物资、领导人、人员和设施（DOTMLPF）等方面的变化提出建议。本文包含的思想立足于《21世纪防务》中所描述的联合部队在2020年的任务，类似的信息环境和指示命令收录在联合作战顶层概念中。在《21世纪防务》设想的全方位行动中，信息作战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并且在未来联合部队的概念中，联合作战顶层概念发挥着拱顶石的作用，在此背景下必须形成共同愿景。

　　联合作战顶层概念关于任务指挥的原则，强调给下级指挥员授权，由其决定如何才能更好地达成指挥员的意图。采用任务指挥措施将使联合部队能够快速而灵活的捕获、保留并利用信息环境中的先机。捕获、保留并利用信息环境中的先机意味着主导“叙事权”。成功取决于联合部队在局部和全球水平与利益相关者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的力度。凭借强大的合作伙伴关系，联合部队指挥员能够实现跨领域的协同，在一个或更多领域明确并指导部队行动，目的是利用敌方PMESII中脆弱的不足。不过，在此过程中必须小心谨慎，把意想不到的后果最小化。在涉及使用致命武力的行动期间，指挥员将不得不明确“信息作战的门槛”——跨过这一点，敌人的信息作战将开始破坏联合部队使用致命武力达成目标。

　　接受这些原则需要在DOTMLPF等方面做出改变——这些是基础性的“积木”，能够使信息相关能力得以综合性应用。这些变化将是《信息作战领域》未来版本后续文章的重点。

　　引用的作品及其他推荐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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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克，拉尔夫，《信息战：从优秀到卓越》，《军事评论》，2011年7月——8月刊。

　　鲍曼，克里斯托弗•W，提交给海军战争学院的论文《作战评估——基于效果作战的罩门？》，2002年。

　　布里尔，肯尼斯，《过去和现在应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关键》，《当今重要演说集》，2009年10月。

　　布朗，杰森少校，《炸还是不炸》，《空天力量杂志》2007年冬季版。

　　考德尔，威廉四世中将，《学习利用新媒体》，《军事评论》，2009年5月——6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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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贝•韦斯•德•斯泽格准将，《信息时代的复杂行动》，《军事评论》，2008年11月——12月。

　　世界经济论坛（WEC），《大数据，大影响：国际发展新的可能性》，2013年1月，白皮书。

　　2020年的信息作战附件

　　——在2020年开展信息作战需要在条令、组织、训练、物资、领导人、人员和设施（DOTML–PF）等方面做出调整

　　导言

　　《2020年的信息作战》描述了在2020年的信息环境里， 未来的联合部队是如何整合信息相关能力（IRC）的。本附件将被视为《2020年信息作战》一份“鲜活”的配套文件。它建议与信息作战相关的DOTML-PF要根据《21世纪防务》一书中设想的任务、未来的信息环境，以及《2020年的信息作战》一书中描述的用于联合作战顶层概念（CCJO）的里程碑文件中与信息作战相关的的规定来做出改变。本附件选取2012年信息作战力量发展峰会和机构成员间后续对话达成的深刻观点，并在此基础上扩展而成。

　　评论和引用的相关资源可以在《2020年信息作战》白皮书中引用的著作一节中找到。

　　条令

　　条令应处于DOTML–PF基础性能力的前沿，需要在2020年之前得到加强并日渐成熟。事实上，信息作战和所有的联合条令都需要以一种比当前更为及时的方式加以修订。不进行频繁修订，信息作战实践者在未来作战中发现的新的和改进的战术、技术和程序（TTP）在联合部队范围内的传播就不会取得成果。

　　下一版的联合出版物 JP 3-13《信息作战》，应强调以下联合作战顶层概念要素：

　　•任务指挥（Mission command）：它的分散性特质强调以指挥员意图为基础，主动及时做出采取行动（或不采取行动）的决策。

　　•夺取并保留主动权：要比敌人更快更自信；利用连续、经过协调、无处不在的消息去影响受众的态度和行为。

　　•强调使用信息作战更好地减少或利用联军行动的结果。

　　•把意想不到的后果最小化。制订联合兵种作战计划，使其低于“信息作战的门槛”。

　　联合出版物JP 2-0系列的更新应包括以下活动：

　　•强化联合出版物JP 2-0《联合情报》相关章节的内容，解决某一次行动中各阶段的评估与情报支援问题。

　　扩充联合出版物JP 2-01.3《作战环境联合情报准备》相关章节的内容，侧重于信息环境内情报的整合，将其作为作战环境联合情报准备流程的一部分。

　　其他联合出版物JP 3系列的改变：

　　•为应对《21世纪防务》一书中所设想的10项任务，不断对当前及未来联合出版物JP 3系列文件中所包含的与信息战相关的内容进行更新。

　　•继续完善联合出版物JP 3-60《联合目标选定》中关于非致命目标选定与目标选定的统筹考虑。

　　•撰写联合信息作战评估条令。

　　关于评估，联合出版物JP 3-0和JP 5-0处理这一主题，但对于实践者来说，这两本书并没有提供足够的细节。现有手册（如《计划评估与执行指挥员手册》）和概念性框架（如联合信息作战中心出版的《联合信息作战评估框架》）缺乏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批准的联合条令的权威性。就其本身而言，未来应对紧急情况的作战计划将跨越地理上的司令部，如果没有一套标准化的程序，则在实施过程中会遇到障碍。此外，由于这些手册缺乏条令所具备的权威性，因此，这些手册中的内容无法找到有效的途径融入联合训练课程。防务分析专家乔纳森•施罗德博士在《为什么作战评估失败》一文中为如何推进撰写评估条令提出了简明的概要。他指出：“在缺乏健全的条令与训练的情况下，我们让实践者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要么按照自己的方式在矛盾中挣扎，要么从他人那里剽窃有缺陷的成品，这两种都是失败的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在新的和现有理论中捕捉经过时间检验的原则，信息作战机构还必须从近十年来战争的经验教训中提炼有价值的内容，以便信息作战专家在之后的2020年使用。这需要相当数量的“追赶”工作，确定重要的经验教训。

　　组织

　　联合作战顶层概念建议未来的联合部队应围绕具体的安全挑战实施编组。无论这种挑战是对抗中国跨地区的影响力还是阻止非法毒品泛滥，美国政府机构都应很好地调整/采用与今天打击暴力极端主义（CVE）任务相适应的组织结构、政策与职权。在打击全球暴力极端主义时要保持同步，这一职责赋予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各种嵌套计划和项目使得美国国防部能够与跨部门机构和国际合作伙伴共同努力，使打击暴力极端主义行动的计划与执行能够保持同步。此外，审批流程中的制约与平衡体制确保国防部的活动在实施过程中得到充分认识，并由国务院适当部门批准。同步行动还会超出国防部和其他外交机构的管辖范围，包含经济上的考虑；相应地，在反威胁金融活动中，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负责牵头国防部相关部门。

　　通过利用今天的作战司令部（CCMD）演习检验组织结构，国防部能够为应对明天的安全挑战做好准备，这些组织结构能够提供更大的灵活性，使联合编组可以更好地汇集内部员工的集体智慧和资源，同时增强与其他组织的纵向与横向交流。正如联合作战研究分析中心（JCOA）在2011年的一次研究成果《联合司令部编组、人员整合与战斗节奏》中强调的那样，当全体员工和外部利益相关者中的功能性专家被集合在一起，直接为指挥员的决策周期提供支持时，有效的员工整合才能得以实现。本次研究指出，在一个永久性的传播战略研究机构内，一些司令部与公共事务局（PAO）一起，囊括了来自于J39、J5和J9的重要成员。该组织保持对信息环境不断的态势感知，并且能够根据需要迅速调整传播策略。本次研究建议对各部、局、中心、单元和工作组的组成和程序进行实验，使之能够生成更为灵活和有效的规划与评估能力。

　　同时建议搭建面向特定安全挑战的组织架构，联合作战顶层概念停止短期主张，2020年联军指挥计划（UCP）将完全基于任务，而非以当前的地理和职能性作战司令部为基础。本文认为，国防部的财政紧缩措施将导致未来的管理司令部比今天更少，在其他司令部做出牺牲的情况下，投向太平洋地区的资源将会增加。我们还预测职能性司令部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由于非常规战争、军事信息支援行动[MISO]、外国内部防卫[FID]、安全部队援助[SFA]、反恐[CT]和平叛[COIN]行动的增加）和美国网络司令部（缘于计算机网络空间作战的增加）将经历增长期。

　　如果这些预测应验，联合信息作战的倡导者将考虑确立以信息作战和与信息相关能力为重点的快速反应能力模型，并建立一所信息作战规划与评估后援中心。信息相关能力已经有了一套依靠单位类型进行编码的模块化能力，并且在以时间为阶段的部署规划中进行编排。不过，信息相关能力的整合能力（信息作战的精髓）缺乏这样的模块化，通常依靠请示增加来满足，这充其量是一个低效的过程。现在需要做的工作是力量打包，以减轻对个别、专门增量的需求。

　　此外，对于为信息作战制订计划和实施评估来说，优秀的后援中心应该是一种具有成本效益的手段，为过去10年当中没有像美国中央司令部那样拥有资源的司令部提供一种强化能力，而这种能力是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未来可能拥有的。今天，联合信息作战中心提供适度的后援能力，正如军种信息作战中心做的那样。以后的问题是多个中心（如联合信息作战中心、第1信息作战司令部、海军信息作战中心）或单一功能强大的后援机构能否更好地满足联合与组成部队作战人员的需要。

　　培训与教育

　　在2020年及其之后建立、发展并维持一支任务就绪的信息作战部队，其关键是在未来几年里关注于4个重点：

　　•确定信息作战专业需要精通的能力，然后修订或更新联合信息作战培训课程以解决这些能力需求的问题。

　　•确立培训与教育目标，支持信息作战和情报力量职业的发展。

　　•确保信息作战方面的考虑因素在联合培训活动的设计、研究、执行和评估等方面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如果适用，修订联合专业军事教育和高级军官继续教育课程中与信息作战相关的内容。

　　2012年信息作战力量发展峰会工作组明确了2020年信息作战专家需要掌握的6大能力。以下我们分别综合了信息力量发展峰会与会者就各个能力所做的发言：

　　•信息作战理论、文化和信息环境

　　•重要的思想与交流

　　•信息相关能力和程序

　　•联合、跨部门与合成规划流程

　　•信息作战情报整合（IOII）

　　•目标选定

　　（1）信息作战理论、文化和信息环境

　　•了解人为因素分析，明确影响决策、信息流和依靠个体和团体进行信息解读的心理、文化和其他人类属性。

　　•了解跨文化交流（如文化价值模式、文化认同、语言和非语言沟通方式、群际关系等）的概念和原则。

　　•了解信息环境的物理、感知和信息维度，以及各维度可能对军事行动造成的潜在影响。

　　述评：信息作战力量发展发展峰会工作组指出，从总体上了解文化的各个方面，而非个别文化，将是2020年信息作战专家所必需的。后者的技能和经验可从其他联合部队内部或支援性联合部队（如国外地区军官、情报）中吸收。更确切地说，此工作组的讨论侧重于2020年的信息作战专家把握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维度（例如，价值观、行为、群体的规范和民俗、组织和社会），以及它们是如何与利益结果发生关系的。信息作战专家必须理解影响信息吸收过程中的感知过滤程序：语言、个人喜好、群体动力、社会压力以及文化规范。

　　对于这种理解力的需要可以利用最近的历史案例加以更好地描述。负责驻阿富汗国际安全援助部队作战的副参谋长肖恩•麦克法兰少将回忆说，2005年至2006年，当他担任一支驻伊拉克旅战斗队的指挥官时，在伊拉克安巴尔省，美军与逊尼派武装之间的冲突有所上升。这些作战导致当地精英阶层的看法有了实质性的改变。不断变化的看法传递给越来越多的民众，凝聚起民众对于集体认同和对未来憧憬的观点。在与尼尔•史密斯合著的一篇文章中，麦克法兰指出，结果是在信息环境中产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受有威望的领导人和重要传播者的影响，当地民众“觉醒”，决定与盟军合作对抗叛乱分子。未来，可重复和不断走向成功只能依靠对信息作战理论、文化和信息环境拥有全面理解的信息作战专家来实现。

　　（2）重要的思想和交流

　　•理解与复杂的社交/技术性通信系统关联的原则/理论。

　　•运用分析方法和技术来解决复杂的军事问题。

　　•了解认知心理学应用的一般原则。

　　述评：各军种的高级军事研究院校已经制订出有效的批判性思维课程。如，位于莱文沃斯堡的高级军事研究学校（SAMS）运用苏格拉底式的对话方式，教授重要的思维课程，这是一个长期的一系列问答式对话过程，旨在通过引导对手得出一个违背他自己原先观点的结论，驳斥一种道德主张。在这种对话中，学生被迫仔细研究其他的观点并质疑自己的假设与主张。

　　高级军事研究学校还教授复杂的理论。应用领域包括理解组织是如何适应它们所处的环境，以及它们是如何应对不确定性条件的。该理论把组织视为战略与结构的集合体。结构是复杂的，因为它们是相互作用的动态网络，而且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个别的静态实体的集合。它们是自适应式的，也就是说，个体和集体行为的变异与自我组织对应于细小事件或事件集合的起始变化。

　　（3）信息相关能力和程序

　　•了解与国防部、联盟/多国合作以及跨部门信息相关能力有关联的组织、能力和约束。

　　• 确定目标受众，了解军事信息支援行动的目标、主题、活动和成果。

　　•了解信息相关能力在应用过程中涉及到的法律问题和所需要的权限。

　　•了解在最近和假定行动中跨领域协同效应的应用。

　　述评：2020年的信息作战专业需要详细了解与国防部、盟军/多国合作伙伴以及跨部门信息相关能力有关联的组织、能力、应用和约束等问题。尤其要确保信息作战专家理解计算机网络和军事信息支援行动。根据联合作战顶层概念，太空和网络空间“在军事力量投射中的作用将更加突出，在这些领域中的行动将成为陆地、海上和空中领域武装冲突的一个前兆，并且是武装冲突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展望未来，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战略研究所胡贝•韦斯•德•斯泽格准将（已退役）认为培训中的难题将是在二者之间寻找一种平衡，即计算机网络空间专家所需的知识——“集中在电子物理学、计算机网络电磁学和复杂的计算机网络行为等领域深厚的专业知识”，与信息作战专家所需的“这些专业知识是如何与军事战术、战役和战略”发生关联的。信息作战专家还需要对信息相关能力对于特定作战任务（如外国内部防卫、安全部队援助、平叛和反恐）做出的贡献有一个深入的了解。

　　出席2012年信息作战力量发展峰会的与会者还指出，需要信息作战专业的参与者理解并应用军事信息支援行动，尤其是在识别目标受众并研究消息传递的目的、主题、活动和成果的过程中。2020年的信息作战培训需要向学生引入过去十年战争中学到的经验教训，并开展案例研究，解决关键传播对象的识别和动员问题，这些重要的传播对象是那些社会上在目标受众中拥有一定威信的人员。美国陆军联合兵种信息倡导者办公室罗伯特•希尔博士在他的文章《打造令人信服的声音》中提出，“通过伙伴关系，使阿富汗政府拥有令人信服的声音，宣传发展的益处、政府的合法性、叛乱的缺点以及为了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阿富汗未来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他建议采取以下5个步骤：确定预期对话的意图；确定重要的传播者；建立联系和伙伴关系；对新结交的伙伴实施微调，使之转向正确的方向；把传统的传播方式集成到更大的工作当中。

　　指挥员可以通过开展重要领导人接触（KLE）培养相互之间的关系。重要领导人接触培训能够通过任务排练课程实现，它提供反映责任区状况的仿真文化环境。不过，目前还没有理查德•纳什在《重要领导人接触周期》一书中所描述的侧重于特定责任区的联合信息作战培训。他指出，作为驻伊拉克巴士拉第34步兵师的指挥员，他的参谋人员已经完成了4个程序：

　　•侦查

　　•决定

　　•交付

　　•评估

　　第一步涉及确定要接触的当地有影响力的伊拉克领导人。然后由一个目标批准委员会对提议进行的接触进行审查。随后做出与当地领导人进行接触的决定，该事件将被添加到一份保持同步的司令部接触日历上。在真实的事件发生之前（“交付”步骤），将准备一本重要领导人接触策略书籍，该书包括目标、主题和消息、传记和其他相关情报信息，以及之前的接触历史。接触后的活动应包括一份对该事件的初步评估。

　　2020年的信息作战专家还需要与法律专家同行紧密合作为行动制订计划。除了正式的法律顾问，信息作战力量还需要对美国和合作伙伴国的法律有一般性的了解，因为它们涉及到各种信息相关能力。

　　培训还应直接针对公共外交的防务支援（DSPD）。具体来说，信息作战专家应接受入门培训，即国防部各部门是如何为国务院侧重于与内部听众交流、文化节目、教育交流、访问人员计划以及美国国际开发总署所倡议的其他计划提供支持与便利的。

　　（4）联合、跨部门与合成规划流程

　　•在研究并应用项目、计划、主题、消息传递和产品的过程中，理解任务、能力、约束和手段，与各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开展协调。

　　•尽力设想军事手段是如何为国家力量中的非军事手段提供支持的。

　　•了解总统和国防部长为联合部队提供战略指导的程序（如《国家军事战略》、《武力使用指导原则》）。

　　•确定根据计划分摊（在制订平叛计划期间）或分配/指派（在制订紧急行动计划期间）给联合部队的信息作战能力。

　　•确定国防部在保障、执行和维持军事作战与活动的过程中，在信息作战方面存在的能力上的不足，而这是降低、控制乃至接受风险所必需的。

　　•理解联合作战计划制订程序（JOPP）和军事决策流程（MDMP）（军事决策流程的定义为：一种循环式的计划制订方法，了解情况和任务，研究行动过程，生成一份作战计划或命令）。

　　•了解作战设计（定义：知识框架的构思与建设，目的是为联合作战计划及其后续执行过程提供支持），并生成创造性的行动，以便在复杂环境下完成任务。

　　•论证掌握联合、联盟和跨部门计划程序以及信息相关能力整合工具/决策辅助的优势。

　　述评：2020年的信息作战专家不仅需要理解信息相关能力，而且要理解部门间和盟友使用的制订计划程序。虽然联合部队在联合作战计划制订程序方面存在良好的教育，但各部门间使用的是不同流程。这样的一个实例是部门间冲突评估框架，这是一种就可能导致一国失败的冲突来源达成共识的开发工具，未来的安全挑战只有全谱联盟与跨部门合作才能解决。

　　专业军事教育可以提供与上述“子弹”相关的知识和技能。应该鼓励信息作战专家和信息相关能力专家通过思考和撰写有关文章，在学习过程中增加联合战略规划系统、计划、安排、预算和执行系统、联合能力整合与开发系统以及联合作战计划制订程序方面的知识，因为这些知识涉及到信息作战。

　　对于上述最后一颗“子弹”（工具/决策辅助），移动培训团队将为作战司令部和联合特遣部队司令部的工作人员提供培训。

　　（5）信息作战情报整合

　　•了解情报作战流程（规划和指导、搜集、处理和利用、分析和生产、传播和整合以及评估与反馈），以有效阐明要求并识别情报能够为信息作战专家提供什么，不能提供什么。

　　•净化情报、资源和方式。

　　•区分重要情报，与多国合作伙伴共享。

　　•根据指令共享重要情报。

　　•评估敌方的信息作战能力。

　　•在信息作战规划过程中整合情报。

　　•了解人文地域分析和绘图中的技巧与其中的经验教训。

　　述评：与会者指出，信息作战情报整合是一项很值得认真研究的课题，这项研究课题将在军种和联合维度以及作战支援机构中不断走向成熟。未来，面向更广泛的情报工作人员公布执行信息情报整合职能和信息环境分析所需的知识、技能和能力至关重要，以便他们通过培训和教育熟练掌握。

　　（6）目标选定

　　•集成并同步国防部、同盟/联盟合作伙伴致命与非致命的火力，通过应用6步联合目标选定周期，针对目标创造特定的效果。

　　•选择并排定目标的优先级，并与之匹配相应的能力。

　　•评估信息作战：达到最终状态需要适应并调整行动。

　　•检查潜在的目标系统，确定一次行动的类型和持续时间，该行动必须施加在各个目标上，以创造预期的效果。

　　•根据目标的重要元素评估可用的能力，并与特定的能力相匹配，建议实施一套经过优化的目标打击解决方案。

　　•从联合目标列表中选择目标，编辑成各自的目标提名名单。

　　•理解并能够运用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因为它们与目标选定有关。

　　述评：在联合出版物JP 3-60《联合目标选定》和联合出版物3-9《联合火力支援》中描述了联合目标选定和火力支援程序的相关知识，这两本联合出版物发展了上文确定的技能，将是2020年信息作战专业知识的有效源泉。

　　火力的概念描述了致命和非致命能力的整合与同步，为联合部队指挥员的作战目标提供支持。在《21世纪防务》设想的作战类型中，非致命火力将在联合兵种作战中为机部部队提供支援。对于其他行动，尤其是约束和限制使用致命力量时，将在机动过程中单独使用非致命火力，目的是创造特定的效果。

　　要小心保持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学到的经验教训，需要在单一的过程中结合致命与非致命目标选定程序。就像今天一样，在2020年与其他能力一起应用信息相关能力，必须像一个整体一样创造行动中的合力。在这方面，在时间、空间和目标上同步安排军事行动，在决定性的地点和时间生成相对来说最大化的战斗力——不仅在美国部队之间，在整个盟军和联盟合作伙伴之间都很关键。

　　现在从联合培训知识、技能和属性转向相关重点领域——联合培训事件，本文指出，在联合演习中，信息作战需要发挥突出作用。《2010年联合信息作战力量优化研究》（JIOFOS）参考了之前的研究成果，记录了把信息作战纳入联合演习方面存在的不足。此次研究引证，在演习制订计划阶段信息作战研究不足，尤其在演习的第0阶段（塑造）和第4阶段（稳定）缺乏相应的工作。它还指出，在信息作战的规划与执行过程中，缺乏现实的奖励与成果。具体来说，在演习过程中决定是否采用信息作战通常是一种空想，在执行过程中没有现实性，而且对于演习的结果没有影响。

　　联合信息作战倡议者和联合参谋部的J-7人员合作，能够依靠在联合训练系统的所有阶段发挥积极作用，确保信息作战为作战司令部的联合培训活动增值，摘要如下：

　　•需求：根据需要，维护并更新信息作战通用联合任务（UJT）、与信息作战相关的通用联合任务以及信息相关能力的通用联合任务；如果需要，帮助作战司令部发展源于通用联合任务的联合任务基本工作列表，该列表将与计划紧密对应。

　　•制订计划：如果需要，帮助作战司令部制订年度计划，把信息作战相关内容纳入到各级训练与演习当中；在演习发展的初期提供信息作战主题问题专家（SME），尤其是在概念的设计阶段。

　　•执行：为演习的监管单位提供主题问题专家支持。

　　•评估：与联合信息作战的倡导者、联合参谋部J-7人员以及作战司令部共享活动之后的演习报告和评估结果。

　　本文建议在未来的联合演习中纳入两大重点领域：

　　•灵活的威慑选项（FDO）

　　•危机传播（包括在通信和网络环境功能退化情况下的操作）

　　《21世纪防务》一书中制止侵略和力量投射任务需要信息作战专家在制订灵活的威慑选项时整合并同步非致命火力。灵活的威慑选项是精心定制的预先行动，对敌人的活动发出正确的信号并施加影响。灵活的威慑选项是为国家力量（外交、信息、军事和经济）中的各种手段精心研究的，但是只有当它们结合使用，对国家力量中的各种工具施加影响时才最具效力。

　　例如，2020年灵活的威慑选项计划工作可能会依靠宣传美国致力于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实力制止侵略。在这种方案下，灵活的威慑选项将包括以下内容：

　　•外交：提醒友国和敌对国家注意在该地区部署特别小组的可能性。

　　•信息：提高公众对于问题和冲突可能性的认识。

　　•军事：在该地区开展军事演习。

　　信息作战专家面临的挑战可能是选择并确定目标（个体、团体）的优先级，使范围广泛的信息相关能力保持同步，这些信息相关能力可能包括公共外交的防务支援、公共事务、军事信息支援行动、作战安全（OPSEC）、军事欺骗（MILDEC）和电子战（EW）。因此，应考虑设计检验信息作战专业能力的联合演习，采用灵活的威慑选项计划整合信息相关能力。

　　应考虑在作战司令部演习中包含危机传播方案，从而为作战司令部信息作战、公共事务和其他信息相关能力专家提供机会，以一种整合和同步的方式应用战术、技术和程序。

　　关于教育和培训的另一个重点领域是在适当时修订联合专业军事教育和高级军官继续教育课程中与信息作战相关的内容。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指示CJCSI 1800.01——《军官职业军事教育政策》指出，职业发展是连续学习的产物，包括培训、经验、教育和自我完善。职业军事教育提供了教育所需的补充培训、体验以及生成个人可能大部分专业能力（战略头脑、批判性思维）的自我完善。

　　继续专业军事教育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预先调试

　　•初级（O-1到O-3）

　　•中级（O-4）

　　•高级（O-5或O-6）

　　•将官/海军将官（GO/FO）

　　各类都有指定的重点领域和学习目标，它们直接或间接的解决信息作战方面的相关问题（如非常规战争）。各学校都拥有课程审查程序，其中包含源于各种渠道（学生、研究生等）的反馈，确保专业军事教育强调的特殊领域问题得到解决。

　　不过，联合信息作战的倡议者能够通过提供主题问题专家，在专业军事教育领域发挥适度的作用，评估信息作战和信息相关能力课程，从而确保这些课程保持通用性，尤其是与理论和政策变化以及与经验教训相关的课程。例如，2012年6月，联合参谋部J-39人员在年度联合院校教育工作会议上就信息作战的DOTML-PF和作战问题提供了全面的更新。此外，2012年，国防部负责政策的常务副部长办公室和负责全球作战的副主任对于面向将官/海军将官一级的高级联合信息作战应用课程（SJIOAC）做了重大修订。

　　物资

　　联合作战顶层概念赞成改进能力，更好地引导、分析并利用大型数据集，专门引证需要数据挖掘和机器学习。（后者是一门涉及算法设计与开发的学科，允许计算机发展基于经验数据的行为，如数据库。）这需要利用2010年联合参谋部指示的《基于评估的战略传播能力》加以跟踪。评估指出，“获取一系列广泛的情报、作战和图像开源报告以及结构化文本的能力，能够增强制订计划（影响力）的质量。”联合作战顶层概念也指出，需要物资解决方案来增强指挥员建设态势感知、制订计划和指导作战的能力。我们应把评估补充到这份列表中。鉴于国防部必须对严峻的环境做出计划安排，任何物资需求必须在现有采办方案如何才能满足需求的背景下进行评估，而不是要去争取启动一种新的方案。尤其是有两种方案似乎有潜力施行信息作战规划与评估自动化手段：全球战区安全管理信息系统（G-TSCMIS）和综合战略规划与分析网络（ISPAN）。

　　G-TSCMIS具备基于网络的能力，能够搜集、管理并共享安全合作活动的信息。除了作战规划和执行作用，它提供了一种手段，捕获安全合作方案的投资收益率并向国会报告。安全合作只是国会寻求实质性投资收益率数据的信息相关能力之一。作为作战司令部在议会“发言”项目的一部分，信息相关能力在应用过程中已经得到国会的拨款审议。我们建议联合信息作战倡议者与联合参谋部J-5工作人员对接，扩充 G-TSCMIS以囊括其他的信息相关能力，确定这一过程的可行性与适用性。

　　ISPAN是围绕作战司令部研究行动步骤的一个协作平台，为联合作战规划提供支持。ISPAN项目办公室已经证明对于规划人员对非致命性的的需求反应迅速。近期的能力增强将包括一种评估模型以及一种预测/预报工具，称为综合冲突预警系统（Integrated Conflict Early Warning System）。由于受国防部财政紧缩的影响，联合信息作战的倡议者可能需要跟联合参谋部J-5拥有投票权的成员合作，确保信息作战需求不断得到支持。

　　展望2020年，此文建议国防部长办公室研究和开发/科学和技术设想把对Web 3.0的影响力进行审查计算在内，以及这种不断发展的技术会如何为联合部队指挥员提供帮助。

　　领导人与人才

　　必须注意，要确保高级领导人对信息作战和信息相关能力有深入的了解。了解在为整个军事行动提供支持的过程中，信息作战是如何与其他战线的活动整合的，这将在开展信息作战时，使参战人员得到一定水平的放松。一些课程都是着眼于形成这种共识的，如高级联合信息作战应用课程。这一课程为将官/海军将官理解信息作战和其在军事行动中的应用提供更为深入的理解。高级联合信息作战应用课程及其他课程的管理人员应当考虑在课程允许的时间范围之内解决诸如未来的作战环境和安全挑战等问题。

　　如果Web 2.0和Web 3.0这种技术得到应用，高级领导人还需要对它们有一定的理解。2020年的作战指挥官和联合特遣部队指挥官以及他们的作战参谋（J3）将是今天的O-5和O-6人员。这些人员当中有很多人，但并非全部军官深谙Web 2.0功能，例如多媒体共享、即时消息传递、博客和社交网络。此外，在采用Web 3.0功能之前必须信任这种能力的应用和开发，反过来，使用和开发Web 3.0会对理解从计算机到计算机的技术以及相关的风险缓解措施发挥作用。因此，很有可能需要对将官/海军将官不断进行专业发展/继续教育，使这群未来的联合部队指挥官熟悉这些能力。

　　从人才的角度来看，兵力供应站需要迅速确定经过适当训练和具备一定经验的个体，把他们分配到联合特遣部队。这需要联合参谋部、国防部长办公室和各军种协调工作，确立横跨当今单独的人力和人才项目的有效流程。

　　建议近期应采取的下一步骤

　　条令

　　联合条令机构，由联合参谋部的J-7人员领导：确定联合出版物需要做出哪些改变，让条令解决联合作战顶层概念中的主要因素。

　　联合参谋部J-39和JIOWC：目前建议开发基于JIOWC联合信息作战框架的联合信息作战评估条令。

　　联合参谋部J-39和JIOWC：从近期和当前的行动中获取与信息作战相关的最佳实践/经验教训。

　　联合参谋部J-39和JIOWC：修订CJCSI 3210《联合信息作战政策》。

　　培训

　　联合参谋部J-7、联合和联盟战争（JCW）与JIOWC：确定信息作战专业能力。

　　联合参谋部J-7、JIOWC和联合培训机构：审查并酌情修订联合信息作战培训课程。

　　联合参谋部J-7、JCW与JIOWC：在2013年主席联合训练指示中把有关未来联合演习的建议（如灵活的威慑选项和危机传播）包括在内。

　　联合参谋部J-7 JCW与JIOWC：合作倡导并设计联合实验，检查作战司令部内在的组织结构和程序，增强信息相关能力的整合，倡导举办更多的实验，旨在增强部门间的规划工作面对未来面临的安全挑战。

　　物资

　　联合参谋部J-39和JIOWC：获得与信息作战相关需求的态势感知，并为ISPAN和G-TSCMIS制订软件发布时间表。

　　如果这一要求得到满足，可能需要额外的资源投入到国防部社会文化建模方案之中。该方案力求发展、转变并应用技术、工具和方法，使美国部队更为有效地理解社会文化环境，并与之互动。

　　领导人

　　联合参谋部J-39：总结军事教育协调委员会的工作，打造未来信息作战力量，并就联合信息作战倡议者如何更好地服务于联合教育机构的需求展开讨论。

　　人员

　　负责政策的国防部常务副部长办公室：开始弥补部队准备工作联合能力区域内部（训练与演习）以及该区域与人力资源管理（人力资源和人事管理）之间的不足。 知远/铁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