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你的记忆里，有过这些手艺人的身影吗？这些手艺人，渐渐的，好像只存在于童年记忆里，而在现实生活中却越来越难看到了。他们曾经有怎样的故事？现在又到哪里去了呢？

一听到“手艺人”三个字，你脑海里首先浮现的是什么？

主页君脑海里最先浮现的是那句“磨剪子嘞，戗菜刀”，然后浮现的是与之相关的画面——小时候，一听这句中气十足的吆喝声远远地传来，便知道那位磨剪子和菜刀的师傅又带着他的工具在走街串巷了。倘若家里有钝了的菜刀剪子，家人便会拿去给师傅磨一磨，再拿回来时就又变得锋利无比。过年时师傅的生意尤为好，因为家家户户都想着马上要“磨刀霍霍向猪羊”了，“利其器”这事可不能耽搁，于是过年期间师傅的摊位前总会排着一长串的队伍。

除了回忆起磨菜刀剪子的师傅，校门口那画糖画的师傅也是难以忘怀的手艺人，那时候，糖画师傅总是孩子们簇拥的对象，师傅的摊位上有个转盘，上面画着好几种动物，给他五角钱，便可以获得一次转转盘的机会，转到什么动物，师傅就会用小汤勺舀起糖汁，在板上飞快地画出这个动物，然后拿小铲刀铲起，粘上竹签递给孩子。每个孩子都想转到“龙”这个动物，可“龙”永远是最难转到的，每个等待转盘停下的孩子都会像祈祷好运降临一般虔诚，转不到的孩子少不了要叹气一声，舔着糖闪进人群里，继续看下一个人是否会获得这一幸运。偶尔有孩子幸运地转到了“龙”，所有人都会艳羡地看着他。

你的记忆里，有过这些手艺人的身影吗？这些手艺人，渐渐的，好像只存在于童年记忆里，而在现实生活中却越来越难看到了。他们曾经有怎样的故事？现在又到哪里去了呢？《手艺：渐行渐远的江南老行当》这本书里讲的是两个浦江手艺人的故事，《手艺》一书从童年视角、个人记忆切入，并通过大量扎实的田野调查，重现老手艺的彼时彼景，它记录了许多行将成为历史的老手艺、老行当，并描写出曾经游走在乡土中国大地上的老手艺老行当人的酸甜苦辣。

这些手艺人的故事，读来让人有些唏嘘——他们在曾经的年代里，凭借着自己的手艺曾那么辉煌过，然而随着时代的前进，这些手艺却逐渐淡出了我们的视线，或许有一天还可能面临“失传”的结局。那些手艺人，也渐渐老去了。还好，我们还可以通过读他们的故事，去回味那些精湛的手艺和故事中照见出来的一代人的童年记忆。

《修钢笔》

小时候，家乡流行这样的说法 ：插一支钢笔的是中学生，插两支的是大学生，插三支以上的肯定是修钢笔的师傅。

一般修钢笔的师傅岁数都挺大，有的是固定摊点，也有的是流动摊点。修钢笔摊只有一个小玻璃柜，里面摆放着笔尖、笔杆、挂钩等零部件，还有小钳子、小榔头和油石等工具。修钢笔大多是换笔尖、笔杆和皮胆，立等可取，收费不高，只要耗费几分钟，花费几分钱，一支破钢笔就获得新生。修好后，师傅拿出一张纸，让顾客写写看，试试手感。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放学路上经常看到一位修钢笔的老师傅，约莫五十七八岁。有一天，爹爹告诉我，这位老师傅是他的表哥，名叫张世椿，只是不太走动。从此，我开始留意他的身世。

早在一九五〇年，张世椿就开始修理钢笔。当时，全县只有城里一家钢笔修理铺，还是江苏扬州人开的。他到现场观摩过两次，看出门道，就自筹资金，到上海工具零件批发部邮购零件，然后关在家中，琢磨两天，弄清钢笔的结构部件，开始设摊经营。

不久，张世椿担任浦江县玄鹿区工商管理所的摊贩主任，在郑宅、岩头、黄宅等集市设摊经营。有时，他挑着担子，到邻县去做行商，其间虽有艰辛，也有欢乐。

一九五〇年夏天，张世椿到邻近的桐庐县去修钢笔。路上，他听说一条载满人的渡船刚刚在桐庐七里泷过渡时翻了，人家提醒他先到庙里去拜一拜，祈求菩萨保佑。听了这话，他的心里直打鼓，还要不要过渡呢？犹豫再三，还是决定过渡。

九旬老人张世椿至今仍为上门者义务修理钢笔

第二天一早，他挑着担子，登上渡船，发现江面很宽，船体离水面约半尺，浪头激来，啪啪作响，有点害怕。渡过富春江，在炎炎烈日下，张世椿肩挑九十多斤的担子，一路跋涉，一路修理。

有一天，他发现大树底下有一把凉伞，遮着一个妇女和一个婴儿，预感不妙。他放下担子，跑了过去，一看吓了一跳，妇女仰天躺着，脸色铁青，呼吸急促，衣襟大开，婴儿还在吃奶，分明已经中暑。他紧急施救，先在妇女的脖子上捏了几把，她开始呻吟 ；又叫人把妇女扶起来，在后背掐了几把，她的脸色慢慢好转 ；再让妇女吃下随身携带的解暑药，她才转危为安。之后，他挑起担子，继续前行，感觉脚步更轻快了。

返回途中，他经过一条十来米宽的溪涧，没有桥梁，只有磴步，已被溪水漫过。他脱掉鞋子，卷起裤脚，挑着担子过磴步。

这时，从远处传来“救命啊，救命啊”的呼救声，他想一定是上游出了事故，立刻放下担子，看见远处漂来一个小孩，急忙跳下水，一把抱住孩子，捞了上来。事后，小孩的爹娘千恩万谢 ：“亏得你这个救命恩人！”

张世椿来到诸暨杨家岭脚下的时候，天色已晚。有一位妇女对他说 ：“客人，还是在我们这里住一晚，明天一早再走吧。”他看这位妇女面善，就把担子放在她家楼下，人住在楼上。吃了晚饭，妇女的丈夫回家了，手上提着一把斧头。他心里害怕，想起半个月来赚了不少钱，都放在箱里，会不会深更半夜谋财害命？当晚，狂风呼啸，大雨倾盆，房屋“咯咯”响，楼梯“嘀笃嘀笃”，好像有人要上楼谋害。直到天亮，风雨停歇，一夜惊魂。

第二天一早，张世椿拖着疲惫的身子，从楼上下来，房东夫妇烧好早餐。为表感谢，他付了比住旅馆还要多的钱。出得门来，他挑着重担，一步一步，拾阶上岭，想起昨晚的猜疑，哑然失笑。当天，他经过诸暨边村、高塍头，回到家中，已是深夜，真是在家千日好，出门半日难。

还有一次，是一九五二年八月十六日，浦江县各行各业的几十个小商贩在参加义乌苏溪的物资交流会后，结伴回家，途中经过一座大木桥。当时，大雨倾盆，河水暴涨，与桥面齐平，桥架已经摇摇欲坠，随时都有垮塌的危险。张世椿胆大，挑着行担，率先过桥。当最后一个小商贩过了木桥、踏上彼岸时，只听得“哗”的一声，整座木桥垮塌了，吓得他们个个脸色发青。

酒香也需勤吆喝，张世椿老早就有广告意识，是一把经营的好手。一九五〇年夏天，他抵达桐庐县城，挂出广告招牌，画了英雄钢笔、蘸水钢笔，写着“上海英雄金笔厂特约修理”。当地的行政执法人员看了，由衷赞叹 ：“老师傅，你真聪明。我们县里还没有这样的广告招牌哩！”

经营修理钢笔虽然是小本生意，也需绝活。张世椿的绝活就是你要什么配件，我有什么配件。当时，有的名牌钢笔上市以后，厂家为了促进销售，短期内不供应零件。他想出高招，到批发部去购买全新的钢笔，然后拆解开来，作为零件。有的顾客跑到杭州、上海，就是找不到钢笔的配件，不想在他这里找到了，感慨万分。张世椿常说，修钢笔要价格公道，货真价实。

作为一名商人，除了赚钱，还要尽社会责任，尽量给贫困学生免费修理。这一义举为他赢得良好口碑。有一次，一个高中生对他说：“师傅，你给我配个差点的钢笔头。”他问 ：“你读高中了，为什么还要配个差的钢笔头？”高中生回答 ：“我家里生活困难。” 他爽快地说 ：“我给你免费修理，一直到高中毕业。”

张世椿随身携带一块好油石。有些质量较好的笔尖，用坏以后，经过他细心修理，再送给那些生活困难的人，使用起来效果也很好。助人为乐，这是他人生的一大乐趣。

这一辈子，张世椿骑单车，带行装，跋山涉水，走南闯北，跑遍浙江省六个地区三十八个县市的大中学校，为师生修理钢笔。许多学生读初中、高中、大学时，都在他的铺子修钢笔。有的学校负责人常常通过广播通知学生 ：“浦江修钢笔的老师来了，你们抓紧时间。”

后来，人们爱用一次性的签字笔，写了就扔，加上电脑打字，无纸化办公，使用钢笔的机会越来越少。到了八十五岁那年，张世椿结束了五六十年的修钢笔生涯，回家颐养天年。

《打扇》

小时候，家家户户打麦秆串扇，男女老少齐参与。不少人家因此赚了钱，盖了房子，娶了媳妇，过上温饱日子。老百姓心里明白，这一切全托郑宅工艺厂的福。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三日，冷水大队党支部书记郑修牛接到郑宅公社的一纸通知，要他赤手空拳创办郑宅工艺厂。他临时受命，白手起家，没有人员，就向全公社招聘，一共有二十来个；没有资金，就先做代理加工，公社只提供区区一千元启动资金；没有厂房，就改建村里的旧祠堂昌三公祠。

这个旧祠堂有五六米高，用一根根又粗又长的石柱支撑，除了四周的围墙，里面空荡荡的。大家自己动手，从溪滩里捞来泥沙，从山坡上挖来红壤，从石灰厂里买来石灰，拌成三合土，夯成泥墙，把旧祠堂隔成一小间一小间的，第一进当办公室和样品室，第二进和第三进当生产车间。祠堂内部分割的泥墙只有两米多高，下半截隔开了，上半截还漏风。一到冬天，寒风刺骨，跟露天差不了多少。尤其遇到下雪的日子，纷纷扬扬的雪花漫天飞舞，随着北风飘进简陋的办公室和生产车间里，把职工们冻得够呛。

创业伊始，郑宅工艺厂给县竹编工艺厂代理加工篾丝碗、龟背圆盘等，利润微薄，因为次品返工、废品浪费等原因，效益不佳。到了第二年下半年，爱动脑筋的郑修牛寻思：竹子能做工艺品，麦秆能不能做呢？当时生产队年年种大麦，大麦秆作为燃料，家家户户分到的大麦秆堆积如山，如果能做成工艺品，那不是就地取材、变废为宝吗？

年近八旬的郑修牛

恰在这时，郑修牛无意中听到傅宅有一户人家用大麦秆做成串扇，轻便实用。于是，他派妻子郑珠仙等人上门拜访，把打串扇的技术学了回来。先从摘麦秆、选麦秆、数麦秆、染麦秆开始，到扎扇、包柄、串扇、夹篾丝、包边，再到漂白，工序繁多。产品有红白扇、蓝白扇、紫白扇、金黄白扇等十几种，既美观，又轻便。

同时，他请来一位专业的工艺美术师，名叫张咸镇。当年，张咸镇因爹爹在台湾而被打入另册，只身逃到青海谋生，隐瞒家庭历史问题。“文革”开始后，造反派把他揪了出来，开除公职，他只好回到老家浦江谋生。患难之中，郑修牛把张咸镇倚为左右手。厂里成立创新组，由张咸镇领衔设计新花样，包括大小怎么改，颜色怎么配，款式怎么做，然后由其他成员打出样品，再由心灵手巧的女工做成产品。张咸镇还把麦秆产品的链条延伸到盘、篮、碟、盒以及小挂件，甚至做成麦秆贴，包括《南京长江大桥》《三潭印月》《平湖秋月》等作品。在小小的麦秆扇上，张咸镇找到了自己施展才华的新天地。

用麦秆做的工艺品

麦秆的系列产品制成后，怎样才能卖出去呢？郑修牛异想天开，想到大上海去攀高亲，申请做上海市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的定点厂家。从郑宅工艺厂到上海市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关口重重，谈何容易！当时，闯关的通行证就是介绍信，要从下到上一级级开，直至上海市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可由谁来给郑宅工艺厂开介绍信呢？作为一家社办企业，名义上生产由县手工业管理局代管，销售由县商业局代管，但像管又不像管，不是亲生子，而是爹不亲、娘不爱的干儿子。郑修牛带着麦秆工艺品找到县计委，要求开介绍信。县计委领导表示支持，但郑宅工艺厂不是全民企业，无法开具。于是，他直接闯进县府大院，找到县委书记李玉山，寻求支持。李书记觉得这是件造福百姓的大好事，指示县计委开介绍信。他拿着县计委开的介绍信，来到省进出口公司，再由省进出口公司开介绍信，来到上海市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好歹把门找到了。

当时正值“文革”时期，企业实行军管。驻上海市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的军代表郑兆庆是同乡，他把郑修牛介绍给一位姓冯的业务主管。冯主管不看企业身份，只看产品质量，说从来没有看见过麦秆串扇，前景看好，给郑宅工艺厂下达了第一个生产任务：一万八千把麦秆扇，每把四角钱，打好以后，送到上海。

从此以后，郑宅工艺厂接连不断地设计和开发新产品，及时送到上海市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的样品室陈列展览，赢得国外客商的青睐，订单源源不断。因为生产任务繁重，光靠郑宅工艺厂二十来个职工的自身力量，难以按时完成订单，郑修牛便组织全公社的部分农村妇女在昌七公祠进行集中培训，教授打麦秆扇的技艺。学成以后，几乎每个家庭妇女都带领全家男女老少一起打麦秆扇，最后由郑宅工艺厂以每把两角四分的价格统一收购。后来，光郑宅公社的社员也来不及完成订单，郑修牛又一次把目光放远，在邻近的堂头、礼张、岩头、黄宅、前陈、白马、七里、大许等公社建立草编加工点，几乎在整个浦江盆地掀起了一股学打麦秆串扇的热潮。

女工正在学做麦秆扇和麦秆碟

有一天，郑宅樟桥头村的一个姑娘正在教另一个姑娘学打麦秆串扇。学生不会打，老师不在行，边上的一个婶婶就笑话她们：“乌龟教鳖，教到田后磡才歇。”这句话的意思是，乌龟嫌鳖爬得慢，两个一起爬到田后磡，都爬不上去，半斤八两。边上的人听了捧腹大笑，可这两个的姑娘没有听懂，一个依然在认真地教，一个依然在认真地学。

女工正在欣赏麦秆做的蝴蝶扇

为了灵通市场供求信息，郑修牛千方百计参加各种展览会。一九七四年，他随浦江县代表团第一次参加春季广交会，郑宅工艺厂是代表团中唯一的企业单位，其余的都是政府部门。当时，浙江省每年都要举办一两次工艺品展览会，参展的有来自余姚、慈溪、温岭、定海等地的草编企业，很少有打麦秆扇的，更不用说用麦秆做盒子、碟子了。所以，郑修牛成了令人关注的典型，每次都要代表郑宅工艺厂在展览会上作交流发言。

郑宅工艺厂设计和生产的麦秆扇质优价廉，轻便实用，销路喜人。对内，销售到四川、云南、广东等省市；对外，销售到日本、美国、加拿大、欧洲以及非洲的喀麦隆等国家，甚至还上了当时的新闻纪录片，引起轰动。麦秆工艺品给国家创汇、给集体增收、给农户创利，实现了国家、集体、个人的“三赢”。深一大队樟桥头村的王金法家，有两个女儿，全家一起打麦秆扇，月收入最高时达两百五十块，而当时的大学本科毕业生，刚参加工作时的月薪是 43.50 元，戏称“4350 部队”。

在郑修牛的带领下，郑宅工艺厂的业务蒸蒸日上。到了一九七三年下半年，随着生意日益红火，业务不断扩大，全厂职工达到一百二十人。一九七四年，选中冷水村的一块大约五亩大的坡地建厂房，由公社出钱征地，工艺厂出钱建造，到了年底，大家欢欢喜喜地搬进了新厂房。

郑修牛的退职费付款凭证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着电风扇在农村的推广和普及，麦秆串扇的实用功能相形见绌，逐渐丧失市场。到了一九八四年，曾经以生产麦秆串扇辉煌一时的郑宅工艺厂走到尽头。

《手艺：渐行渐远的江南老行当》

王向阳 著

本书撷取与江南地区老百姓生活最密切的60多个老手艺、老行当，分匠作、加工、服务、文娱、其他等5类加以叙述。从童年视角、个人记忆切入，并通过大量、扎实的田野调查，重现老手艺的彼时彼景，有场景，有人物，有加工技术，有风俗习惯，血肉丰满、生动鲜活。作者将老手艺、老行当的内容当作历史，确保其相关技术的真实性；同时采取散文的笔致，娓娓道来，文字相当有感染力，具有文学的可读性和趣味性。书中配有相应的漫画插图，使人在阅读文字的同时，可以赏玩、遥想手艺人的情境，文图相得益彰。

作者简介

王向阳，一九六八年生于江南的一个千年古镇——浙江浦江郑宅的一户木匠世家。一九八六年游学杭州大学，一九九三年获文学硕士学位，一直供职于传媒界，任主任记者。酷爱古典诗词、传统戏曲和乡土散文，现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散文学会理事。著有散文集《戏剧的钟摆》《六零后记忆》《最喜小儿无赖》《梨园趣闻录》《乡愁中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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