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路内跟70多岁的父亲坐下来聊天。曾是工程师的父亲说起,上世纪50至80年代,他因为能言善道,在工厂里帮过很多贫困职工申请补助,尽管每月只有5块、10块,却让很多家庭在饥荒年代得以活命。

这段信息很窄的往事迅速在路内头脑中蔓生为一个漫长而残酷的故事。他在想这件事的社会意义,“也许通过文学小说才能摊开来讲一讲。”一个月的思考、三个月的闭关写作,路内最终完成了12万字、横跨中国50年历史的现实主义小说《慈悲》。

作为70后作家的代表,路内的“追随三部曲”(《少年巴比伦》《追随她的旅程》《天使坠落在哪里》)曾列美国亚马逊亚洲文学排行榜第一。但他内心隐然有心结,“有一次,有人嘲笑我写的三部曲是‘砖头式’的小说,似乎砖头很不要脸,我想如果我能写出一本菜刀式的小说,可能会改变这种看法,也可能仅仅让我自己好受些。”

《慈悲》就是这样一本菜刀式的小说。路内以一种内敛、审慎的态度书写父辈的苦难历史。叙述的语言极为节制、冷静,整部小说的笔触与色调几乎是沉重阴暗的,读来让人唏嘘父辈生存之悲凉沧桑,感叹平静生活的来之不易。

“我想写一种中国式的善良,甚至价值观不是很高明的善良。”路内说,他写着写着,又担心自己把善良庸俗化,“我反过来想到一个问题,慈悲这个东西其实没有理性,它和我们追求的正义是不一样的,但它仍然在道德上具有一定的作用。”对于这段历史,路内认为,普通人选择了遗忘,知识分子选择了原谅,但事实上,没有人真的忘记。

路内的小说总是以工人阶级为主角,塑造工人知识分子形象。《慈悲》在某种程度上与余华的《活着》有着同样的价值观,小人物在历史的磨难中,都力争有良心地活下去。

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路内坦言,这本小说有着“余华、莫言、阎连科这一系统的作家存在”,鲁迅的《阿Q正传》则带给他更多影响,“鲁迅以两三万字的小说,呈现巨大的长篇小说的体量,是非常了不起的。现在的作家在技术上可以达到,但我们还是缺乏鲁迅的能量。不是把它爆炸开,而是用热胀冷缩的冷的手法,用冷静法把固体缩成一个固体,或者缩成一个晶体,这是非常厉害的。”

在与路内相识14年的作家张悦然眼里,他是一个纯粹的宅男,除了写小说,与人讨论、争论小说,生活中就没有别的爱好,“一个人只有这样完全浸泡在小说里面,他才可以随时打开笔记本,随时进入写作状态。写作已经成了路内的一种养生方式,他一天写个两三千字,有点像别人打打太极拳的感觉。他拥有比任何人都好的一种写作状态。”

对路内而言,一些作家确实会在生命中的某个阶段写出最密集的作品,“比如福克纳,他在30至40岁之间写出了他一生中几乎所有最重要的长篇。”谈及下一部长篇,路内说,写“砖头书”仍是他追求的目标,“将来可能不会那么频繁地出长篇,用四五年出一本书的话,这本书会相对厚一点、扎实一点,写得好一点。写得好的作家会留下来,写得多的作家就没了。”

第一财经日报:这本小说横跨中国50年历史,关注了一段凄惨苦难的年代。在描写大时代时,有很多是你没有经历过的,你如何去写一个你并不了解的年代?

路内:我经历过上世纪70年代末,大体能理解那种气息和温度。有一部分是写60年代的,说实话,也还是那批人,我太知道他们面对生活的态度了。有一段时间我被朋友批评说不会写农民,我就去安徽看那些农民。写农民并不容易啊,现在中国都在提倡写都市,都市话语会占优。我当然希望中国能更现代,但对作家来说,曾经的农民、工人(半农民),并不见得就必须在文学中被消灭掉。

日报:你在《慈悲》中用了慢而节制的叙事节奏,跳过大量细节,这样做是否会牺牲一些文学性?在你内心,这段历史是什么色彩、什么温度?

路内:不会,大量无意义的细节堆砌在我看来才是牺牲了文学性。也有题材上的限制,在写《花街往事》的时候,我把细节看得很重,因为要再现80年代,但《慈悲》这部小说要跨50年历史,这种手法会使小说变得超长,甚或难以忍受。我想《阿Q正传》已经告诉了我们什么是小说的体量感和文学性。写这部小说时,想到我的那些长辈,大体上都很善良,很聪明,也很无能,如此度过了一生,历史永恒而漫长,历史的解释权在谁手里?人的生命很短,历史要求那些短暂的人原谅它,但是对个体来说却没有什么意义。也是一种难以忍受。

日报:欧宁曾总结,70后作家有一种残酷加暴力的口味。在《慈悲》中,你是在抚摸父辈的伤疤,写现实之阴暗,但你最后传达的不是冰冷,而是温暖与希望?

路内:也没有什么温暖,小说里的人仍然被动地走进了“现代性”之中,他的生命已经到头了。也许在复生这个人物身上可以看到一点希望。写完之后我想我自己是不是也老了,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后来想想复生也是70后,如果真的有这个人物,应该和我是同代人。一个后知后觉的作品,谈不上温暖和希望,也许只有虚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