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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1955）。军事家。原名贺文常，字云卿。1896年3月22日生于湖南桑植洪家关。因家境贫寒，自幼务农，后与人结伴运盐谋生。性格豪放仗义，痛恨社会黑暗，富于反抗精神。1914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1916年1月参与领导湘西暴动，发动群众攻打石门县城。3月率领乡邻21人捣毁芭茅溪盐局，缴枪12支。随即，组织桑植讨袁护国民军并任总指挥，后任湘西护国军左翼第1梯团第2营营长。失败后前往长沙，改名贺龙。1917年9月回乡组织农民武装，参加反对北洋军阀的援鄂战争，任湘西护法援鄂军民军第1路游击司令。12月因受上级猜忌被解除武装。返乡途中在石门、慈利交界的两水井，与吴玉霖用两把菜刀袭击慈利县长卫兵，夺枪两支，重新拉起队伍。这就是广为流传的“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

　　1918年起任湘西护法军第1营营长、湘西靖国军第3梯团梯团长、湘西巡防军第2支队司令等职。1920年驻防桃源期间与进步人士交往，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2年随援川军入川，同依附北洋政府的四川军阀部队作战，任川东边防军警备旅旅长，负责长江防务。1923年9月亲率部下在涪陵截获为吴佩孚运送军火的日本轮船“宜阳丸”。11月被孙中山委任为四川“讨贼军”第1混成旅旅长。后因“讨贼军”内部分裂，作战失败，这使他对孙中山依靠地方军阀进行革命能否成功产生了疑虑。1924年秋以滇川黔建国联军先遣队名义率部回湘，12月攻占澧州。1925年3月任建国川军第1师中将师长，4月任澧州镇守使。1926年7月率部加入国民革命军，任第8军第6师师长兼湘西镇守使。8月改任第9军第1师师长，通电参加北伐，并欢迎由共产党员周逸群率领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左翼宣传队留在一师工作。9月在所部开办政治讲习所，建立政治机关，并任命周逸群为政治部主任。与此同时，率部攻入湖北，激战黄金口、斗湖堤，连克松滋、沙市、宜昌。1927年2月任直属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独立第15师师长。5月率部参加第二次北伐，在河南西华县逍遥镇和临颍县小商桥两败奉军，成为北伐军中战绩最大、声誉最高的著名将领。6月任第20军军长，奉命回师武汉。

　　1927年7月上旬，在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叛变革命前夕，会见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服从共产党的领导。7月下旬率部开赴九江，会见谭平山等共产党人，赞成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南昌起义计划。到达南昌后，被周恩来代表中共前敌委员会委任为起义军总指挥兼第20军军长，参与领导“八一”南昌起义。后率部南下，9月在江西瑞金，由周逸群、谭平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起义军在广东失败后，经香港转到上海，向周恩来提出回湘西重新组织武装。1928年1月与周逸群等组成中共湘西北特委，3月回到桑植后，很快组织起3000余人的工农革命军，攻占桑植县城。4月初在国民党军反扑时作战失利，队伍大部失散。7月任中共湘西前敌委员会书记和重新组建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军长。9月因叛徒出卖，部队遭敌多次袭击，损失巨大，被迫退入湖北鹤峰山区。在姐姐贺英指点下，他认识到单靠故旧不行，决心创建新型武装。经过整顿和遣散老弱，全军虽仅剩91人、72支枪，但多为党员和革命骨干。

　　1929年1月率部袭占鹤峰县城，成立苏维埃政府，开展土地革命，创建了湘鄂边苏区。此时接到中共中央《关于军事策略问题给贺龙同志之指示信》，他谢绝了信中要他离开湘西到中央工作的意见，表示要在当地坚持斗争。根据信中传达的中共“六大”精神，对部队进行思想整顿。反对军阀主义和“拖队”(即当“山大王”)等不良倾向，按照官兵平等的原则建立民主制度，加强党员的教育和训练，建立各级政治工作机关。在军事斗争方面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明确游击战略和战术。不久，指挥红4军挫败敌湘鄂西民团联防的多路进攻，击毙其总指挥王文轩，攻占桑植县城。7月，采取诱敌深入和伏击战术，歼灭来犯的国民党军向子云旅，使红4军发展到4000余人。随后率部向大庸(今张家界)、慈利发展，消灭地方武装和团防，巩固了湘鄂边苏区。

　　1930年7月率部东进，在洪湖与周逸群创建的红6军会合，任合编的中国工农红军第2军团总指挥，同政治委员周逸群指挥所部攻占潜江等地，使洪湖苏区的江陵(今属荆沙)、监利、潜江、沔阳等县连成一片。10月起，由于中共湘鄂西特委领导执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命令红2军团南渡长江，配合红1、红3军团攻打长沙，结果接连失利，被迫退到鹤峰、五峰一带。1931年3月，红2军团改编为红3军，他任军长，率部转战荆(门)当(阳)远(安)地区。6月攻占房县，创建鄂西北苏区。10月率部返回洪湖。1932年春在地方武装配合下，连获龙王集、文家墩等战斗的胜利，使红3军和洪湖苏区进入全盛时期。但由于“左”倾路线的危害，他的正确意见不被采纳，致使红3军第四次反“围剿”中陷于不利，被迫于10月退出洪湖，绕道豫西南、陕南、鄂川边转往湘鄂边。1933年，曾多次准备在湘鄂边重建根据地，但都未成功。期间，对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继续推行“左”倾路线和“肃反”扩大化进行了坚决斗争。1934年5月率部进入川黔边的沿河、印江、德江、松桃、酉阳等地，创建黔东苏区。

　　1934年10月，红3军与红6军团在川黔边界会师后，红3军恢复红2军团番号，他任军团长，与政治委员任弼时统一指挥红2、红6军团的行动。为策应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长征，当月率部发起湘西攻势，在永顺县龙家寨歼湖南军阀陈渠珍2个旅大部，乘胜攻克大庸、桑植、桃源、慈利等县城，牵制国民党军大量兵力，并创建湘鄂川黔苏区，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行动。1935年初，国民党军以80余团兵力，分六路进行“围剿”。他采取诱敌深入、歼其一路的战法，在桑植陈家河歼敌58师172旅，接着又在桃子溪歼敌58师师部及174旅，并乘胜东出慈利，连战连捷。5月，他在正确分析形势后，决定对湘敌取守势，对鄂敌取攻势，指挥红2、红6军团突然转向湖北，以一部包围宣恩，以主力在忠堡地区打援，歼敌41师师部和121旅。8月在板栗园设伏，歼敌85师大部。随后又在芭蕉坨击溃敌陶广纵队10个团，彻底挫败国民党军的“围剿”，并乘胜展开反攻，先后占领石门、澧州、津市、临澧等县城。

　　1935年9月起，蒋介石又调集130余团兵力“围剿”红2、红6军团。他与任弼时等决定率部转移，于11月从桑植刘家坪出发，开始长征。1936年初进入贵州乌蒙山区后，面对国民党军的包围，采取同敌人兜圈子的战术，转战千里。3月下旬跳出包围圈，进占贵州西南部的盘县、毕节地区。月底收到红军总司令部命令红2、红6军团北上与主力会合的电报，遂率部西进，于4月下旬从滇西石鼓、巨甸渡过金沙江，进入西康(今分属四川、西藏)。7月初在四川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根据中央电令，红2、红6军团及红32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他任总指挥。此间，与朱德、刘伯承、任弼时、关向应等一起，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斗争。下旬，率部与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10月在甘肃静宁以北的将台堡(今属宁夏)与红一方面军会师。11月指挥所部参加山城堡战役。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20师师长，与政治委员关向应率部开赴晋西北抗日前线，在雁门关等地打击日军。在作战中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1938年3月指挥所部歼日伪军1500余人，先后收复宁武、神池等7座县城，巩固和扩大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同年秋，以主力一部组成大青山支队，挺进绥远(今属内蒙古)开辟大青山抗日根据地。12月率师主力东进冀中，挫败日伪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多次围攻，所部也从到冀中时的6000余人扩大到2.1万人。1939年4月指挥齐会战斗，与日军激战三昼夜，虽中毒负伤仍不下前线。9月率部北返途中指挥陈庄战斗，歼日伪军1200余人。1940年2月回到晋西北，任晋西北军政委员会书记。5月领导军民挫败日伪军2万余人的大“扫荡”。8月指挥所部和中共领导的山西新军一部参加百团大战，予日伪军以沉重打击。11月任晋西北军区司令员。领导军民进行反“扫荡”、反“蚕食”、反“治安强化运动”的斗争。1942年起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晋绥军区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兼西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面对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他领导军民自力更生，提出“一手拿枪，一手拿锄”的口号，派359旅到南泥湾屯垦，使部队基本实现自给；开煤矿、办商业增加收入，自办银行稳定金融，统一边区财政，实行盐和土特产品统销制度，克服了根据地的经济困难，打破敌人封锁，度过抗日战争的艰苦阶段。同年冬领导军民开展“把敌人挤出去”的斗争，摧毁日伪军大量据点和“维持会”，逐步把敌人挤回到交通线附近，并挫败日伪军多次“扫荡”，保障了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的安全。1944年秋起，指挥晋绥军区部队展开攻势作战，由局部反攻到全面反攻，收复大片国土。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日本投降后，率部挺进绥南，协同晋察冀野战军发起绥远战役，收复被国民党军强占的丰镇、集宁等城镇。1946年7月指挥晋北战役，攻克朔县(今朔州)、宁武、繁峙等8城，歼国民党军阎锡山部8600余人。1947年3月，国民党军向陕甘宁边区发动重点进攻时，再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并兼西北财经办事处主任。在天灾、地瘠、民贫等困难条件下，指挥所属15个军分区的地方部队和民兵，积极配合彭德怀指挥的西北野战军作战，保障中共中央后方基地的安全，同时负责整个西北战场后方工作和根据地建设。他集中党政军民的力量，千方百计为前方筹集经费、粮草、被服、弹药，不断组织新的兵团开赴前线，保障了西北野战军挫败国民党军重点进攻并转入外线实施战略反攻。1948年6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9月兼任西北军政大学校长。1949年2月任西北军区司令员。11月率第18兵团翻越秦岭进入四川作战，以“先慢后快”的作战方针协同第二野战军发起成都战役，采取政治攻势和军事包围相结合的策略，迫使国民党军主力裴昌会兵团投降，解放西南广大地区。

　　1950年2月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西南军区司令员。在西南局统一部署下，领导对国民党军起义、投诚部队和被俘人员共约90万人的整编及改造工作，指挥部队肃清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土匪85万人，恢复工农业生产，稳定了西南局势。同年6月指挥进藏部队解放昌都，歼灭藏军主力，打开进藏门户，促进了西藏的和平解放。1954年6月起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9月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6年在中共中央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1960年任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多次到基层调查研究，狠抓军工产品质量，尤其重视飞机的生产。强调自力更生发展国防工业，完善国防工业体系。1963年9月起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加强军队党的建设和政治思想工作；重视战备训练和民兵工作，大力倡导群众性练兵活动；关心和指导军工生产、军队屯垦和军事院校等工作，对人民解放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从1952年起兼任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是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奠基人。遵照毛泽东“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方针，提出“体育要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组织多种形式的全民健身运动，举办全国运动会，建设基层体育组织。1965年1月向毛泽东推荐徐寅生《关于如何打乒乓球》的讲话，对促进“又红又专”的运动队建设产生重大作用。他注重体育运动作风建设，提出不怕苦、不怕难、不怕伤的“三不怕”和思想、身体、技术、训练、比赛“五过硬”的口号，反对骄娇二气，使中国体育运动水平在短时期内迅速提高，一些项目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在他的亲自关怀下，乒乓球、举重、登山、游泳、田径等项目先后产生了一批世界冠军和世界记录，篮球、足球、排球水平也有很大提高。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迫害。1967年1月在人身安全遭受威胁的情况下，经周恩来安排，被转往西山。不久即失去人身自由，被立案“审查”。在诬陷面前，他坚贞不屈，为党和国家的命运担忧。1969年6月8日在糖尿病恶化的情况下被注射葡萄糖，9日即因糖尿病酸中毒而含恨去世。1973年2月，毛泽东就贺龙的问题作了自我批评，指示为其平反。1974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25号文件，为其恢复名誉，但不彻底。1975年6月9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为他举行骨灰安放仪式，周恩来抱病出席讲话，肯定了他的历史功绩。1982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的49号文件，对贺龙的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他是“我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军事家，是我军的创始人之一”。其主要著述收入《贺龙军事文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