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2月份开始，贵州人田某和妻子到瑞安一家汽车装修服务部上班。他们被公司安排住在三楼员工宿舍，同时入住三楼的还有张某。当年3月17日晚，对田某妻子觊觎已久的张某，终于等到了机会。目睹妻子遭人强暴，田某愤怒下，拿菜刀砍死了施暴者后逃跑。去年，他在家人的陪同下，向贵州当地公安机关投案，最终付出了被判无期徒刑的下场。（6月15日浙江在线）

　　此案引发舆论热议，普遍认为量刑太重了。一起命案，杀人凶手没被处以死刑，为何还被普遍认为量刑太重了？关键就在让人无法接受的“目睹妻子遭人强暴”。这种让任何一个男人无法容忍的场面，是极其可能发生命案的。这种“共识”就足以反映出人之常情。人们觉得田某判得太重，也是在潜意识里用换位思考，将心比心得出的结论。

　　虽说法不容情，但法律也是建立在情理上的。如果没有公序良俗下的人之常情，法律依据什么惩恶扬善？因此，法律在尽可能明晰的刑律条款下，也为本身留下了酌情的余地。其中，除了可供对照和遵循的“酌情”依据外，还应该包括用作“裁量”的人之常情。这里所指的“情”是情理而不是特殊关系下的人情。在司法实践中，“酌情”的情形是常常发生的，而在对此的社会反响中，公众也不是全部“领情”的。

　　对于此案来说，假如按照人之常情，一个值得酌情的情节是十分突出的，那就是田某 “目睹妻子遭人强暴”。常说“冲动是魔鬼”，如果在此情此景面前，一个男人还不冲动，他还算不算男人？这至少让田某的杀人，不同于其他故意杀人。虽然这是以情理（而非法律）而论的，但在情理上，也应该有酌情依据的。不是常说“法律无情人有情”么？这样的情由理应成为酌情轻判的依据。

　　如果上升到法律层面，法律也有“正当防卫”的合法定义。但是，田某的杀人情节不符合正当防卫的法律定义。正当防卫的其中一个要件是“必须是在不法侵害正在进行的时候”，而“田某杀害张某时，张某已经停止对田某妻子侵犯，对田某妻子的威胁已经消失”。这又得回到情理上说了。对于强奸行为，即使在被发现后已经停止，但造成的后果截然不同于罪犯放下手中的凶器。且看这段情节：“当田某回到宿舍门口时，听到宿舍里妻子大声喊叫着‘不要、不要’。他急忙从一旁的窗户爬了进去，发现张某正压在妻子身上，妻子拼命挣扎。张某看到田某进来后，就从床上下来。”

　　试想，一个男人亲眼目睹妻子被强暴，会不会因为看见罪犯“下来了”，他的怒火就立即消退了？在这种事情上，“正在进行”和不得不结束，与普遍意义上的停止犯罪，至少在情理上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是绑架案，罪犯放下了架在受害人脖子上的刀，就可能让场面平静下来，而“从床上下来”，常人肯定无法立即息怒。

　　当然，这些情节不能推翻对故意杀人罪的认定，但足以成为酌情轻判的依据。从法律的惩恶扬善作用而言，任何案件的判决结果，不但关乎当事人的切身利益，而且涉及到普遍的社会意义。在民间通俗意识中，田某是杀了一个胆大妄为的恶人，他担负的法律后果的轻重，“好人”在看，“坏人”也在看。田某的行为虽然于现行法律不容，但他担负的法律后果越重，对打击性暴力的儆效作用越小是不争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