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京城两记者穿走安庆市区，白天采访，夜间上网，网上有北京媒体告诉他，安庆有个吴有为，遂电话于我。

　　我得知他们报出的选题后，诧异于他们选题之准确精到。出于体制上考虑我让他们与市主管部门报告一下此行采访目的。因是同行的，亦是对安庆的热爱，我选择在夜间与他们穿越这个城市，进行观看……

　　回京后没一个月，他们便寄来了《优品》杂志，杂志开篇便是他们所写近二万字的《分成两半的安庆》，从寻禅、寻声、寻文、寻武出发图文并重，风生水起。

夜晚时分，站在人民路锦江之星酒店门口看安庆，觉得这城市和中国任何一个二线城市没什么两样。一样的连锁酒店，一样的沿街商铺，一样的繁华，一样的嘈杂，一样的落寞。

　　安庆籍画家吴有为纠正我，安庆不是二级城市，他曾长期是安徽的省府。建国后，中央政府才把省会改为合肥。“安庆表面上是千篇一律的，但背后的那个它才更让人冲动，”吴有为说。

　　我们路过菱湖。我很少在一个城市里看到一个如此大的湖泊。西湖能超过它，但西湖只有一个。“夜阴一刻一刻的深了起来，月亮也渐渐的泛起光来了，天空里从银红到紫蓝，从紫蓝到淡青的变了好几次颜色”。这是现代作家郁达夫在小说中对安庆菱湖夜色的描写。

　　我们走上坡路，稀疏几个路人从旁经过。吴有为提醒我，现在我们进城了，湘军就是从这个门攻进来的。我四处张望，空气里什么也没有。吴有为说，那城早已被拆毁了。“你知道的，解放后，全中国都在拆城门。”

　　拐过一个弯，走到一条巷子里。看到一座老式的天主教堂，挂着“保护文物”的牌子。规模不小，但门关着，不知里面究竟如何。我回家翻资料看到，“1867年10月，天主教正式登陆安庆”。这天主教堂便是那时的产物。

　　我们又走上吴樾街。那是安庆最繁华的街道之一，他的得名来源于安庆桐城人吴樾。我记得历史书上讲过，1905年10月24日，清政府派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吴樾怀揣炸弹，准备刺杀他们。不料无意引发了怀中的炸弹，吴樾壮烈牺牲，刺杀没有成功。出发前他曾留绝笔书给未婚妻，大意为：不成功，便成仁，愿以鲜血揭露清廷骗局，唤醒民众。

　　吴有为说，安庆到处都是鲜血的街道。德宽路、玉琳路、程良路，主要是为了纪念石德宽、宋玉琳、程良三位烈士的。他们是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的三位。

　　说着，我们走到了锡麟街。这是为了纪念另一位为推翻清廷在安庆牺牲的烈士——徐锡麟。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里曾提到此事，并以此为题材，写出了《药》这篇著名的小说。

　　一路走，一路说，我有一种分裂的感觉。偏僻巷道的尽头，是繁华的街道。连锁酒店的背后，是存在了几百年的寺庙。温和的安庆背后，隐藏的是一个热血的品格。

　　曾经沧海，早已是，换了人间。去看英王陈玉成的府邸，“金陵王气黯然收”，如今成了穷苦人住的大杂院。曾国藩在安庆任家坡的两江总督行署也只缩影为一张时人拍下的黑白相片。在安庆这块沃土上长成的黄梅戏如今倒是风靡大江南北，而桐城派呢？

若说安庆是中国现代文化、工业文明的源头之一，谁信？但曾国藩的确在这里设立了中国第一个近代军工厂——安庆军械所，那年是1861年。中国第一台蒸汽机和第一台木壳蒸汽轮船“黄鹄号”也诞生在安庆。稍后的1899年，中国第一台电话机也诞生在这里。

这是什么地方？我到底在哪里？是我分裂，还是这座城市有一个分裂的肌理。

　　不知不觉间，我们走到长江边。

美丽的岳西路上　摄影：安庆塔影横江

啊，我差点忘了安庆的风光。这是一座江城。大别山与长江在此相遇，而山中是安静祥和的禅宗圣地。可以想象，这曾是中国最美的地方。也难怪朱光潜、宗白华、邓以蜇等近代美学大家能诞生在这里。

　　还有一位安庆的诗人海子，他有首诗，就叫《给安庆》：

　　五岁的黎明 五岁的马 你面朝江水 坐下

　　四处漂泊 向不谙世事的少女 向安庆城中心神不定的姨妹打听你 谈论你

　　可能是妹妹 也可能是姐姐 可能是婚姻 也可能是友情

　　这诗让人黯然神伤。那个时代，海子歌颂麦子、爱情、土地、天空，却又在青春期的末尾，以25岁之躯躺在火车慢行道上自杀。海子死了，一个用死亡祭奠青春的传奇结束了。

安庆有如此众多的故事，众多的人物，众多的标签。这一如此丰富的时间和空间的地域，也构成了我们这次探寻。寻文、寻武、寻声、寻禅……，希望这次寻找能为读者勾画一个大概的安庆形象。

　　一位禅者，一旦决定在安庆住下，就不必担心自己是孤独的。

　　在中国佛教的所有宗派中，禅宗的影响最为深远。禅宗六祖当中，二祖、三祖、四祖都曾在安庆地区传经，三祖寺仍是全国著名的禅宗古刹，而它所在的天柱山更吸引了无数的佛家修行者、教徒、文人，乃至观光客；而二祖寺所在的司空山更在大别山腹地的群山之中，它偏僻却无比重要，被原中国佛协会长赵朴初称为，“中国禅宗第一山”。

　　寻禅：司空山，坐忘白云间

　　在一条荒莽的山道上，慧可禅师步履蹒跚，行色匆匆，为了躲避追索者的目光，也为了让禅宗的星火燎原。

那是公元574年，北周武帝宇文邕在北方大肆废佛，四万所寺庙被分给贵族作为宅第，大批经卷被焚毁，有超过五百万名僧侣和道士被迫还俗。对于慧可来说，就只有逃走这一条路了。

　　当走到司空山这深邃的大别山腹地时，他看到一幅完全不同于北方大地的恬静画面，发现越来越接近自己未来的家了。他安顿下来，隐居修行，在此之前他居无定所，到处行走，也许有一种朦胧中的因缘指引他，而千年后，这里便成了禅的第一位中国传人弘法的地方。

　　也因为这，我们来到此地。

　　不远

　　没想到司空山那么远。

　　离开安庆城区几个小时后，班车开进了属于安庆管辖的岳西县城。这是一座沿着两条交叉的公路发展起来的小县城。从此地到司空山还有七十公里，长途车站内的停车场上横七竖八窝着一排本地小巴，车窗前都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有县城周边各个村镇的名字。我们找到挂着“店前”牌子的小巴，上了车。

　　车并不着急走。因为去“店前”的人少，所以司机会等上很久，等车上都坐得差不多了，才出发。同车的多是亲戚、邻居、熟人、朋友，聊天的不少。不时，有卖零食和小饰物的摊贩上车来兜售生意。大家都不急不忙，没有催促的意思。我们也不好说什么，埋头看书。

　　终于等到发车，前往司空山的道路更为曲折。山路上的之字形转弯比比皆是。愈向山中深入，车窗外的景色愈发迷人。经过亿万年时光侵蚀形成的花岗岩峰丛地貌在道旁次第展开，不时看见白云萦绕在群山间，甚是美丽。

石牌镇老街。摄影：安庆塔影横江

两小时后，小巴开进一道狭长的山谷，店前镇到了。这是个仅有一条街道的小镇。乘客们都下了车，我们问司空山在哪？司机指西北方向说，有好几公里呢，没车上去。问能否帮忙把我们送到司空山脚下的二祖寺。他应诺了，小巴出镇向西往上爬，果然开了两三公里，停在无相寺的山门前。下的车来，我们正要给钱，巴士司机却走了。

　　无相寺不要门票，游客也甚少，几个和尚慢慢地走过我们面前，难得寂寞的样子。

　　我们问一位当家和尚：主持在吗？

　　和尚答，去香港开会了，七八天后才回。我们有些失望，看天色暗下来，问附近可有投宿的地方？那和尚说，还得回到镇上去才有。

　　汽车是早已回去了，我们问：能住寺里吗？

　　和尚犹豫了一下，说，下院住满了，上院还有一间空房，但在山顶上，从这里到上院还要走两小时。

　　我们这才想到，这就是司空山了。抬眼望去，也不知有多高，我们开始往上爬。

　　刚开始，路还好走，我们一路看风光。后来天渐渐暗下来，路也越来越难走，我们没有手电筒，有点着急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到上院。山中天气变幻莫测，又下起雨来，我们打着伞朝前走。

　　一路走一路看表，黑漆漆一片，觉得是否走错了，掉下山崖怎么办，打电话给无相寺，一个和尚接了。问明情况后，一个很平静地声音从那边传过来：不要怕，念念阿弥陀佛，就好了。

　　电话挂断，此时是山中无比的寂静。

　　蓦地想起当年的慧可，一定也无数次体验我们今天的寂静和孤独。他的孤独比我们更大。

　　他怎么做到的？当初在少林寺，他走到菩提达摩面壁入定的山洞前，请求祖师传授教法。达摩对此不予理睬，慧可便站在山洞外等了好久。直到山中下起雪来，他依然站在原地等着。

　　为了证明诚意和决心，慧可将左臂砍下来，献给达摩。祖师问慧可为何而来。慧可答，他无法做到息心止念，需要帮助。达摩说，把你的心拿来，我帮你息心止念。慧可愣住了，回答说：我找来找去，都没找到我那颗心。达摩于是说道：既然如此，便是你已经安心了。慧可闻言，幡然领悟，从此成了达摩的弟子，并跟随达摩学法六年，得传衣钵，就此成为中国禅宗二代祖师。

也许人世间所经历的一切受伤、挫折、坎坷，都是一个领悟的契机吧。慧可许是看到了生命本质的真相，终于成就了自我。

　　一路想一路走，终于到了上院。雨停风驻，一位僧人打开一间房，我们住下来。

　　房间里一桌，两床，一凳，除此别无他物。没有电脑，没有电视，没有网络，……这些在一位禅者那里都不是问题。他不会感到乏味和缺少。我们也难得回到这么简单自在的生活状态，我想着慧可总算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修行之所，就这么入睡了。

　　无难

　　凌晨五点，天未亮，我早起随僧人起来做早课。

　　一时间，大殿上佛号如雷，香烟如雾。庄严佛像下，缁衣和尚手敲木鱼，众僧齐诵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

　　早课完毕，当家和尚带我参观各处。最引人怀古的地方要数山上的传衣石、二祖洞和三祖洞了。在一块侧面陡峭、表面平坦的巨石上面大书“观空”两字，旁边雕刻着“二祖大师传衣之台”。公元552年，慧可就是在这里将衣钵传授给三祖僧璨。

　　当时的僧璨还是一名居士，他问二祖：“弟子身患风疾，请和尚为弟子忏悔。”慧可答，把你的罪拿来，我替你忏悔。他想了很久，说：“觅罪不可见。”慧可答道：这样说来，我已经帮你忏罪过了，以后你皈依佛法僧三宝吧。

　　居士又问：“今日见到和尚，已知自己是一个僧人了，但不知何为佛法。”慧可说：“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无二，汝知之乎？”居士这才领悟，说：“今日始知人的罪不在内，不在外，也不在中间，在于其心，佛法也是如此。”慧可闻言，十分喜悦，即为居士剃度，高兴地说：“是吾宝也，宜名僧璨。”

　　果然，僧璨后来不负众望，进一步推动了禅宗在南方的传播。禅法种子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在江淮之地开花结果，中国禅宗应运而生。

　　以前我看禅宗的公案，不懂为什么用拈花微笑来解释禅：当释迦牟尼拿起一朵花给大弟子迦叶，不讲一句话，把这朵花传下去，迦叶笑了。什么意思啊？真是一个深奥的宗教。

　　后来想起这比喻来，觉得禅宗真是动人。完全不需要语言，心心相印就好。还有六祖慧能说的那句广为流传的话，“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而三祖僧璨唯一留存后世的《信心铭》的开头也有一句话，“至道无难，唯嫌拣择。”

三祖僧璨也许是想说，禅宗适合每一个普通人：你只要放下分别之心，见到本性，即能成佛。

　　一千五百年前，印度僧人菩提达摩把禅带到中国。但只有极少数具备慧根的人可以通过苦修一窥禅宗的堂奥。而僧璨不像他的两位前辈那样高不可攀了。达摩祖师在山洞里面对石壁一坐九年；慧可在雪地里一站好几天，最后还砍下自己的胳膊。而僧璨也许是在告诉我们，外在的形式都不重要，每个人如果回到内心，回到生活，众人皆能成佛。果然，禅宗的影响越来越大，而自从它来到南方，便再也没有面壁苦修，没有断臂自残，而向往和追随者更多了。

　　当家和尚带我去慧可和僧璨修行的地方，这两处地方都极小。二祖洞在一个石头屋内，打开大门，里面有二祖像，还有清澈的泉水流出。三祖洞则是纯天然的山洞，里面空隙不过五六平方米。洞的东面还有一条天然的石缝，透过石缝，可观日出。

　　三祖寺不在司空山上。他在属于安庆管辖的潜山县天柱山脚下。590年，僧璨离开了幽僻的司空山，行至名声显赫的天柱山。他收了一名弟子，十四岁的沙弥道信。一天道信前来拜师，说：“愿和尚慈悲，乞与解脱法门。”僧璨说：“谁缚汝？”道信答：“无人缚。”僧璨说：“何更解脱乎？”于是道信大悟。这个孩子后来成了僧璨的衣钵传人。

　　参观完后，我们下山去。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云朵里走。天又下起雨来，比昨晚更大，但云朵似乎更多，更稠密，更奇妙。这些云有时候飘得很低，被风吹到我们身边来。但一转眼，它又变化成另一种陌生的形状向山头飘去。

　　风景很美，我的同事阿杜不幸崴了脚，一僧前来相助，始得下山来。站在下院的空地前面，抬头看在青山绿翠之中的静默的司空山，之前还在他背上走，现在云彩把它遮盖住了。

　　我问那位帮助阿杜下山的僧人，为什么出家在此？他说，因为有罪过。

　　我又去问一个在下院佛堂里看书的僧人，后来才发现他最需要的是安静。

　　要真正去了解这座山，需要更多的耐心。了解安庆，也许更是如此。

　　我想起李白。这个一生好入名山游的诗仙，估计是被这里浓厚的禅宗气息吸引，当年避居司空山一年有余，汲取山之仙气，留下了《舒州司空山瀑布》和《避地司空原言怀》等五首传世佳作。我不知道，像我们这些带着帽子、手套、穿着登山靴，手拿相机，背着一袋子书籍和资料，来去匆匆的游人，是否能领会这一座名山的盛情和悲悯。

　　寻声：百年黄梅调

作者：杜鹏硕

　　在安庆，在今天，如果要找出一样东西来代表这座城市，那一定是黄梅戏，这个并不古老的戏种，却在今天渐渐回复着它往日的辉煌。

安庆本地人多少都会唱两句黄梅小调。莫说是安庆，就是在全国的其它地方，谁不会哼上一句“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带笑颜。”这句从上世纪50年代就流行开来的曲调，传唱至今，经久不衰。

　　逆风寒梅

　　光绪五年（1879）农历8月16日的上海《申报》上，第一次出现了关于黄梅戏的报道，只不过那个时候它的名字还叫做“黄梅调”。“黄梅小戏与花鼓戏没有太大的差别，少年子弟和农村妇女都喜欢听，没有比这更伤风败俗的了，地方官府屡禁不止。”这就是黄梅调最初的处境，由于其中包含很多男欢女爱的唱词，所以被定义为“淫戏”，遭到官府的禁止。

　　但正如《申报》上所说，这样的乡间小戏却屡禁不止，虽然不被允许在安庆市里演出，它却在农村草台、乡镇戏楼里蓬勃发展起来。

　　现在比较公认的说法是黄梅戏的最早源头来自湖北与安徽交界的大别山地区。传说清朝乾隆时期，湖北省黄梅县一带的大别山采茶调传入毗邻的安徽省怀宁县等地，与当地民间艺术结合，并用安庆方言歌唱和念白，逐渐发展为一个新的戏曲剧种，当时称为怀腔或怀调，这就是早期的黄梅戏。

　　正是这样一个在大别山里孕育而生的小戏，由于唱腔优美，朗朗上口，又十分简单通俗，所以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很快受到了乡亲们的欢迎。在这些小戏中，所唱内容大都是乡下的生活百态，如《采茶歌》、《打猪草》等，这些小戏被传唱在田间地头，成为人们劳动时的消遣娱乐。

　　那时的戏班多为流动的草台班子，在各个乡镇间游走，艺人们根据生活中的见闻编写人们喜爱的黄梅调，其中有一出小戏叫《苦媳妇自叹》，讲述了一个小媳妇每日辛苦劳作，受尽婆家虐待的凄惨生活。这出小戏在乡下演出时，很多有相同遭遇的妇女都不禁唉声叹息，泣不成声。

　　在台下众多的观众中，有个叫胡普伢的童养媳被这出《苦媳妇自叹》深深地打动了，她毅然逃离了自己的婆家，跑到一个叫石牌的镇子，去那里学习唱戏。

　　石牌镇被称为“戏窝子”，那里云集了大批的黄梅调和徽剧的演出班子，远近闻名。说到徽剧，这也是安庆为中国戏剧史留下的宝贵财富。清乾隆年间，“三庆”、“春台”、“四喜”、“和春”四大徽班先后进入北京演出，名噪华夏，这就是著名的“徽班进京”。清道光、咸丰年间，徽剧在北京同湖北汉剧等剧种结合，逐渐演变成了京剧。

拥有众多徽剧和黄梅调戏班的石牌镇让胡普伢如鱼得水，她在这里逐渐唱出了名堂。对于一名女子而言，这十分不易，因为当时戏班规定，女子不被允许唱戏。但对黄梅调的执着，最终让胡普伢成为有记载的第一位黄梅戏女演员，而让她爱上这门技艺的，正是那些反映民间生活的清口小调。

　　50多年后，另一个与胡普伢命运相似的女孩严鸿六逃离了家乡，向着自己热爱的黄梅调艺术奔去，当然，在那个年代，它至多被称为一种技艺，还达不到艺术的高度。

　　人生如戏

　　在清末、民国的那些年，黄梅调一直因为其“淫戏”的身份而难登大雅之堂，直到抗日战争的爆发，因为战乱，已经无人顾及它的存在，黄梅调的发展得到了相对自由的空间。

　　1946年，抗日战争结束，那个叫严鸿六的16岁小女孩以一曲《小辞店》名震安庆。《小辞店》是全本大戏《菜刀记》中的一折。说的是有妇之夫蔡鸣凤外出做生意，住在刘凤英开的店中。刘凤英的丈夫是个赌棍，整日赌场鬼混，不顾家庭。刘凤英对丈夫极为不满，却与忠厚老实的蔡鸣凤感情相投，二人产生了爱情。但蔡鸣凤终究要回到自己的家乡，分别之时，二人悲痛欲绝。回到家乡的蔡鸣凤被妻子朱莲与其情夫所害，两人反而栽赃刘凤英害死蔡鸣凤，收受贿赂的贪官将刘凤英流放。刘凤英路经蔡鸣凤之墓，殉情而亡。

　　在黄梅调中，有一个说法叫做“女怕辞店”，因为这部反映“婚外情”的黄梅调中有一段非常悲恸的唱段，且长达320多句，中间没有念白，光唱下来就要一个多小时，十分考验演员的功力。由于严鸿六将女主角刘凤英的这段唱词表现得技艺非凡，震撼人心，赢得了大批戏迷的热捧，远近闻名，因此严鸿六改名严凤英。而严凤英这个名字在日后响遍了整个中国。

　　严凤英的一生非常坎坷，在红遍了整个安庆之后，她被一个国民党军官看上，为了抗争这段被逼的婚姻，她被赶出了安庆。随后，她辗转于皖南各地，拜师学艺，既丰富了演出经验，唱功又日渐精进。

　　解放后，新中国政府大力推广地方戏曲，提出“百花争艳”的口号，黄梅调也因此迎来了绽放的春天，在删减了很多所谓“淫戏”的唱段之后，黄梅调又增加了很多新的剧本，并改称“黄梅戏”。

　　1955年，一部黄梅戏电影《天仙配》轰动全国，严凤英饰演的七仙女和王少舫饰演的董勇深入人心，同样深入人心的，还有那首《夫妻双双把家还》，这首黄梅戏中的经典唱段就像一首流行歌曲，在当时被人们广为传唱，而与流行歌曲不同的是，它一传就传了半个多世纪。

　　在今天安庆市菱湖公园的内湖小岛中，有一个精致的天地，被人称为黄梅阁。在它的外面，总会有一些戏迷自发组织在这里演唱，即便是冬日严寒，也总会有游客驻足于此。黄梅阁里有一尊汉白玉雕像，正是严凤英饰演的七仙女形象，在它的下面有部分严凤英的骨灰。今天的黄梅阁中并没有陈列品，除了雕像，只是一座空荡荡的院落。

桐城龙眠河　摄影：安庆塔影横江

在安庆的这几天，我深深地感受到黄梅戏对这座城市的意义。虽然改革开放令国人的生活节奏迅速加快，黄梅戏的曲艺市场逐步萎缩，但是随着近两年人们对传统艺术的重视，黄梅戏迎来了第二个春天。

　　坐落在安庆市皖江公园内的黄梅戏博物馆边上有个大剧院，虽是周末，但剧院的售票亭中空无一人。我本以为是市场萧条所致，一打听才知道，由于黄梅戏名角韩再芬近期要在此演出，因此戏票供不应求，早早售光，售票亭自然是人去屋空了。可见，在安庆，还是有不少黄梅戏的忠实戏迷沉迷于此，视之为瑰宝。

　　没有买到票，我们只好乘车来到安庆老城区的黄梅戏会馆，这里每天都有黄梅戏演出，前排的长条雅座售价要1200元，大多是团体订购，而像我这样的散客，多是坐在边上的卡座，票价53元，很划算。正值周末，无论是雅座还是卡座，都有不少观众前来，上座率达到七成以上，也算是红火。

　　原本担心不通安庆方言的我会难以融入这样的愉悦之中，却不想黄梅戏优美的唱腔，以及演员夸张但却活泼的表演依然让我痴醉其中，再加上两侧的字幕，和演员与观众的诙谐互动，观赏这样一台100分钟的大戏是轻松惬意的。

　　我不禁遐想，从当初的草台班子，简陋且简单，再到如今舞美灯光绚烂，剧场环境舒适，黄梅戏走过了怎样的沉浮，才能够在不断的改革中赢得新的宠爱。它已经不再是那个被禁止在城市演出的乡间小调，而是被称为中国五大剧种之一的文化遗产。《打猪草》、《女驸马》、《天仙配》、《蓝桥汲水》等剧目经久不衰，只让人听得如痴如醉。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时期的相对低迷后，黄梅戏正在重新找到自己的舞台，焕发新的艺术青春。

　　尽管如此，这样的青春期来得依然略显憔悴，除了周末，周中的黄梅戏会馆中只有寥寥几名观众，且以中老年人为主。黄梅戏依然面临着较为艰难的处境，它需要时间来赢得更多的关注，特别是那些年轻的观众，如果不能引起这些80后、90后的热爱，黄梅戏的春天难能再续。

　　值得一提的是，黄梅戏只是在中国内地的称呼，在港台，它依然沿用了民国时期的叫法——黄梅调。1981年，一场由安徽省黄梅剧团带来的黄梅戏演出轰动了整个香港，当时有五个刚刚从艺校毕业的小姑娘担任了这次演出的主力军。这是一个大胆的尝试，严凤英一辈的杰出演员已经老去或离世，于是这些年轻新秀成为了这场演出的骨干。正是从这次演出开始，这五个小姑娘为黄梅戏带来了自严凤英之后的“中兴”，她们被人们称为黄梅戏的“五朵金花”。

　　这“五朵金花”分别是马兰、吴琼、吴亚玲、杨俊和袁玫。在1984年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上，马兰以一曲《女驸马》中的选段“谁料皇榜中状元”唱响全国，并让这段黄梅戏曲风靡一时。随后她又主演了电视剧《严凤英》，让更多的观众了解了这位传奇黄梅戏演员的一生。与此同时，与她同届的吴琼、吴亚玲、杨俊和袁玫也在黄梅戏的舞台上挥洒着自己的艺术才华，她们以精湛的表演把黄梅戏再度推向巅峰，使之成为人们最喜爱的曲艺形式之一。

　　1983年4月26日，上海《新民晚报》的文章写道：“戏曲唱片发行额居于首位，越剧、黄梅戏最受欢迎。”不仅是在中国内地，在香港，“五朵金花”的演出也是场场爆满，很受追捧。这是一个令演员们始料未及的盛况，对于第一次接触正宗黄梅戏的香港观众而言，他们为什么会如此喜爱这个剧种？这就要感谢一位香港电影导演——李翰祥。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虽然黄梅戏在大陆遭到了寒冬，但在香港，它却如沐春风，一个叫李翰祥的香港导演在1963年拍摄了一部黄梅调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因为制片人邵逸夫只给了他两个月的时间，因此李翰祥直接挪用了内地越剧版“梁祝”的剧本，音乐则基本套用了《天仙配》的曲子。

在这部黄梅调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中，“访英台”这一唱段被誉为是最精彩的唱段，它改编自传统黄梅戏的“山伯访友”，在民国时期的长江流域就已经广为流传。就在这部黄梅调电影上映的同一年，一个10岁的小姑娘正是凭借一曲“访英台”，获得了台湾中华电台举办的黄梅调歌曲比赛的桂冠，这个小姑娘就是邓丽君。

　　也正是同一年，有个9岁的小男孩在看到这部影片的后三分之一处时，泪流满面。38年后，当年这个男孩拍摄的电影《卧虎藏龙》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这个男孩就是李安。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他说：“影片《卧虎藏龙》的成功深深得益于38年前的一部黄梅调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

　　我想，这就是黄梅戏的魅力，它把人们的生活片段，把悲欢离合用简单美丽的曲调表现出来，为观众上演了一幕幕精彩的人间戏剧。即便它有过蹉跎的岁月，但它始终在传达“美”，是生活的美，是道德的美，甚至是情欲的美。而谁又能够知道，这么美的艺术，还会造就多少个胡普伢、严凤英、“五朵金花”这样的戏曲名伶，又会造就多少个邓丽君、李安这样的文艺大师呢。

　　桐城，自清康熙六年设安徽省以来即隶属安庆府。但桐城的名头有时比安庆响亮，因为这里诞生了一个名词：桐城派，两百年间竟有六百多位作家风云聚会于一县，名篇巨作从这里的市井村头向史书传诵，并影响整个中国近代。

　　寻文：一座城的道德文章　

　　一，

　　中学时的语文本上，有篇文叫《左忠毅公逸事》，印象很深。

　　是讲一个明朝人叫左光斗，他因弹劾忠贤被诬陷在监狱里。虽然被打得随时可能断气，却死不低头。

亲近左光斗的人开始凑钱，想把人弄出来，至少保条命。此路不通后，他的家属和学生就想去探监，希望能见上最后一面。但这也被拒绝。最后，他的一位学生费尽浑身解数，才买通一位看守，进了监牢。他换上破旧衣服，穿上草鞋，背着筐，装做打扫垃圾的人，来到左光斗的牢房。

　　左光斗是靠墙坐着的，脸和额头烫焦溃烂不能辨认，左边膝盖往下，筋骨全部脱落。学生惊呆了，走上前去跪下，抱着老师膝盖就哭泣起来。

　　听到熟悉的哭声，左光斗醒过来，他认出跟前是最喜爱的学生。可是眼睛睁不开。他奋力举起胳臂用手指拨开眼眶，怒吼道：“蠢人！这是什么地方？可你竟然敢来！国家的事情，糜烂到了这种地步，我已经完了，你却如此轻率，不明大义，万一出了事，将来国家的事情谁来管！？”

　　学生呆住了，呆若木鸡。左光斗的愤怒似乎越发激烈，他摸索着地上的镣铐，做出投掷的动作，并说出了最后的话：“还不赶快离开，不要等到坏人编造罪名来陷害你，我现在就打死你！”

　　学生眼含热泪，快步退出。

　　天启五年（1625）七月二十五日，左光斗在牢中遇害，年五十一。

　　写这篇文章的作者叫方苞，他属于一个文学流派：桐城派。

　　二，

　　中学时，我还读过一篇文章叫《登泰山记》。

道中迷雾冰滑，磴几不可登。及既上，苍山负雪，明烛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徕如画，而半山居雾若带然。……

这篇文不长，似乎还需要背，但背过也就背过了，不觉得这文章有什么精彩的地方。

　　后来，我有无数次看日出，登山，看雪，对自然有一种敏感了。再读此文，心有戚戚然。

　　我能从这篇文章里，读出更多内涵来。这个作者似乎不仅在写登山，也是在写美，写孤独。这个作者的名字叫姚鼐，也属于桐城派。

　　后来，我去图书馆找了一本《桐城派文选》来读，这个流派有意思，很多人都写过游记，写过自然。戴名世写了《河墅记》、《慧庆寺玉兰记》，刘大櫆写了《游晋祠记》，《游万柳堂记》，姚鼐写了《登泰山记》，姚莹写了《粤东学使后园记》。桐城派似乎都是自然和美的观察者，在他们的作品中，人与自然是共时性的存在，是对等的，对话的，在心灵的交流中，与万物共荣辱。

我去了桐城中学。在东北隅，一棵参天蔽日的古树，旁边修一碑记，上刻“惜抱轩银杏”几个大字，另有小字注释：这是姚鼐亲手所植，系姚鼐书屋“惜抱轩”之宅树。这树已经傲然挺立了235年。

　　姚鼐走了，姚鼐的故居拆了。见证过这一切的银杏树存活到现在。巍峨壮观，高大挺拔，直上云天。初春的暖日下，银杏树还没有长出新叶。

　　三，

　　在桐城派文人那里，传播义理是一种理想，为此他们宁可散财灭欲，甚至不畏牢狱之灾。戴名世则是“文字狱”中最叫人难忘的一滴鲜血。

　　戴名世，这位桐城派孕育过程中的继往开来者，在康熙五十年，因御史赵申乔参奏其“妄窃文名，恃才放荡”，“私刻文集，肆口游谈，语多狂悖，逞一时之私见，为不经之乱道”，其直接证据就是戴名世门人尤云鄂为其刊刻的《南山集》中所收的《与余生书》。在这封信中，戴名世沿用了南明诸帝的年号。此外，书中还引述了同乡方孝标《滇黔纪闻》中有关南明的史实。康熙帝览奏，勃然大怒。遂下旨严查，时达两年之久，最后御裁：戴名世处斩，方孝标剖棺戮尸，为《南山集》作序的方苞因大学士李光地的力保才没被处死。凡为《南山集》刊刻、贩卖者，均处流刑等。此案株连数百人，为清朝最大文字狱。自此，天下文人噤若寒蝉，避谈国事，以免招杀身之祸。

　　翻看戴名世年青时的作品，颇有遁世远行，优游自乐的味道。为何落到如此下场？

戴名世有篇文章叫《鸟说》，说的是一对小鸟结窝于“人手能及”的桂树上，就因为它们“色明洁，娟皎可爱”，最后被僮奴取走了，结果可想而知，必死无疑。戴名世不禁浩叹：“嗟乎！以此鸟之羽毛洁而音鸣好也，奚不深山之适而茂林之栖？乃托身非所，见辱于人奴以死！彼其以世路为甚宽也哉！”

　　在《鸟说》中，他已经预言了自己悲剧性的命运。

　　戴名世的文章，向往返璞归真，但为什么后来还是去考功名。皖江文化研究会会长汪军解释说：“作为一个文化人，一方面，他想归隐，但同时又不甘寂寞。他的文章，非常大气，舒缓。他信儒教，儒教讲求入世，所以他还是希望能够出来兼济天下，但同时他很纠结，在出与不出之间纠结。这也为他导致了最后的杀身之祸。”

　　在桐城派中，不乏打动人心的悲剧性人物。

　　比如另一位桐城派领袖方苞。他为人刚直，好面折人过，当时的王公权贵对他“颇厌苦之”。方苞一生最重要的事件是著名的《南山集》案，也是方苞一生的转折点，那时方苞44岁，因为为此集作序而下狱。在监狱里，别人都哭泣着等死，只有方苞坐在角落里看书。别人说：“都快死的人了，你怎么还笑眯眯地看书！”方苞答道：“朝闻道，夕死可矣。” 在狱中两年，他仍坚持著作，著成《礼记析疑》和《丧礼或问》。

　　康熙五十二年，因重臣李光地极力营救，始得康熙皇帝亲笔批示“方苞学问天下莫不闻”，方苞得以免死出狱，以平民身份入南书房作皇帝的文学侍从，后来又移到养蒙斋编修《乐律》。出狱后，他写了《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对现实的批判，对弱小者的同情，对伟大人格的赞美，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度。

　　在所有的桐城派里，汪军特别提到了姚鼐。传道、授业、解惑，是中国儒家知识分子的主要职责，要履行这些职责，那就要教书育人。桐城派集大成者姚鼐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早年中进士，入翰林，官至刑部郎中，但40多岁就辞官南归，在杨州梅花书院、南京钟山书院、安庆敬敷书院、徽州紫阳书院讲学40余年，桃李遍东南，而支撑姚鼐坚守清贫书院生活的正是这种传道精神。

　　汪军说，到清朝，政府控制民间讲学，而姚鼐却恢复宋明理学自由讲学的传统，包括他的弟子，也以书院为基础。“一方面可以讲，宋明理学是中国儒家文化的高峰。宋明理学最大的特点是民间学者，它植根于民间，栖息于书院，崇尚自由讲学。如果没有自由精神，没有自由讲学，就不存在儒家文化，包括朱熹、孔子，他们其实都是民间知识分子，”汪军说。

　　汪军认为，无论成就，还是影响，姚鼐都是最大的。但“姚鼐比较谦虚，说我的老师是刘大櫆，上面还有老师方苞，但实际上，姚鼐是桐城派真正的创始人。他年少成名，在乾隆时期，汉学气焰正盛，所以他退而求其次，到江南一带传播宋学。清朝的学派之争就是汉宋之争。由于乾隆时期汉学势力强大，所以姚鼐愤而辞官，以民间知识分子的身份讲学，与清代宫廷的汉学文化相对峙。”

　　姚鼐辞官后，执掌教鞭长达40年之久，一生曾在多家书院当任过主讲，八十高龄时仍然倚床为弟子批改文章。

在桐城文庙里遇见一对拍照留影的游客

康熙年间，方苞文名满天下，刘大櫆以布衣身份来到京师，把自己的文章献给方苞。方苞看了大为惊叹，逢人便说：“如方某何足算耶，邑子刘生，乃国士耳。” 刘大櫆一时名声大震。后来，刘大櫆成了姚鼐的古文老师，对他悉心培养，当年青的姚鼐科举失意时，能真心安慰他的也只有刘大櫆。

　　第一个把进化论和西方民主思想介绍到中国的严复，也曾用一句古诗“平生风谊兼师父”来表达他对桐城派大师吴汝纶的景仰。

　　吴汝纶中年向直隶总督李鸿章辞官，要求担任保定莲池书院山长，实践其“教育救国”的理想，他在莲池书院培养了大批弟子，华北一带的学子纷纷赶到莲池书院求学，有“吴门弟子满天下”之美誉。后来，吴汝纶被管学大臣张百熙奏请担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赴日本考察学制，回国赴任前，又在安庆创办了桐城学堂，并亲为学堂题写横匾：勉成国器！

著名的桐城中学，是安徽最早的三所中学堂之一，具有百余年历史的桐城中学曾经培养过朱光潜、严耕望、章伯钧、舒芜等一批知名人士。

　　我们去桐城中学，校园里环境清幽，绿树环抱，繁花绿茵，古意深深。在典雅古朴的半山阁西北侧，有学校创办人吴汝纶当年亲手所植的翠柏、藤蔓。有趣的是，在大多学校开始用电铃代替敲钟后，据说桐中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沿用“敲钟”这种传统的上课号令形式，这位声波远扬的“功臣”就坐落于钟楼那里。

　　现在的钟楼是经过复修的，在旁边衬墙上刻着“桐中敲铜钟童男童女同上学”的上联，因为其文化含量过高，下联几经海内外广泛征集，至今还是无人可以巧对。

　　桐城中学是一个熔炉，桐城乃至安庆是一个更大的熔炉。戴名世、方苞、姚鼐、姚莹、吴樾、陈独秀、朱光潜、宗白华、邓以蛰、方东美、海子，……他们共同照亮了黑夜的世纪旅程。

在《左忠毅公逸事》一文中，那位摸到左光斗牢房的学生二十年后成了扬州南京兵部尚书，内阁大学士，南明政权的头号重臣史可法。

　　1645年，他站在城头眺望城外的清军。每有警报，就几个月不上床睡觉，他让士兵轮番休息，可是自己在帐篷外边坐着。寒夜里雪很大，有人劝他稍微休息一下，他的回复总是同一句话：“我不能有愧于我的老师！”

　　最终他被清军俘获，并壮烈牺牲于南城楼上，时年仅44岁。

　　1861年9月5日，太平军占领的长江中游重镇安庆被湘军攻破，长达一年多，牵动皖、鄂、赣、苏、浙几省战略态势的安庆之战落下帷幕。此战失败，成了太平天国命运的转折点，太平天国失去了天京上游最后一道屏障，面对清军的步步紧逼，不得不采取全面守势，直至三年后灭亡。

　　寻武：150年前的那场血战

　　安庆的守军共用两万余人，都是陈玉成的部下。到了1860年，太平军已驻守八年之久。驻守期间，太平军将城墙筑高了五尺，又添筑子城一道，子城南自镇海门西起，先西北后东北绕一大圈后，止于北城墙。除此之外，太平军还另建了一座“耳”城，全力保卫安庆。

　　他们并没有放弃希望。

　　此时的太平天国的政局，正处在随波逐流般的犹豫不决之中。之前，那场最严重的领导集团的内部斗争殃及了天国的精英，东王杨秀清被杀，西王韦昌辉被杀，翼王石达开出走……一场持续的大屠杀将天国从巅峰状态推向了衰落的边缘。

　　在这个屠场上，贪婪和偏执使太平军原来的理想的任何痕迹全都澌灭无余。

　　暴风雨般的内讧终于让清王朝起死回生。太平军武昌失守，清军重建江南、江北大营。太平军占据的范围日益缩小，太平军的势力在萎缩。

　　尽管如此，太平天国仍保持复苏的活力。两位最具才华的军事统帅登上了历史舞台，陈玉成和李秀成。此二人的努力，成功使江北的清军处于一片混乱之中。1858年9月他们又在淮北三河镇重创湘军，湘军悍将李续宾被逼自缢身亡，曾国藩之弟曾国华也死于那场战役。

　　而此时，双方都把目光投注在安庆这座城市的上空。

　　太平天国领导层清醒地认识到，安庆是南京的西大门，它在军事上既护卫着天京的安全，又可作为向长江中上游发展的后盾。在经济上，可将各地的粮食源源不断地通过长江运往天京，确保天平天国的物质供应。干王洪仁玕打了一个比方：“夫长江者古号为长蛇，湖北为头，安省为中，而江南为尾，今湖北未得，倘安省有失，则蛇既中折，其尾虽生不久……”尤其英王，由于安庆是天京的西大门，又是陈玉成部太平军的根据地，且英王全家均在安庆，故当安庆被围时，更是“急于解救安庆。”

　　清王朝方面，两江总督曾国藩也十分看重安庆的战略地位。他说，“欲廓清诸路，必先攻破金陵”；“欲攻破金陵,必先驻重兵于滁、和”；“欲驻兵滁、和，必先围安庆，以破陈逆之老巢，兼捣庐州，以攻陈逆之所必救。”“吾但力求破安庆一关，此外不与之争得失”。

　　然而，曾国藩的良苦用心一开始却得不到远在北京的咸丰帝的理解。随着太平天国在江浙战场的节节胜利，咸丰帝对曾国藩进攻安庆的战略部署日渐暧昧乃至明显反对起来。

　　这也情有可原。江浙一带历来是清王朝财赋的重要产区，事关大体，所谓“江浙安危，在于呼吸”。咸丰帝命令曾国藩遵旨“率师东下，训扫贼氛”。清廷在上谕中也指责他：“曾国藩规复安庆，顿兵坚城，即使安庆得手，而苏、常有失，亦属得不偿失，全局糜烂，补救更难！”

　　曾国藩却不为所动，目光紧盯安庆不放。但身为两江总督，清廷屡屡降旨，他必须做出样子来，以慰江、浙人心。

一方面，为照顾江浙战事，他与李鸿章等人商议，选中祁门为驻营之地，认为祁门离安庆相对不远，地连赣、浙、苏三省，可以同时照顾。他的目光依然不离开安庆。

　　另一方面，他派九弟曾国荃和湘军一万四千人继续围困安庆城。曾国荃是个以蛮出名的人，所谓“扎硬寨打死仗”，遇事不干则已，干则非达目的不可，拼上血本，甚至贴上老命也不在乎。他有个外号，叫“曾铁桶”。这一次，“曾铁桶”故技重施，在城东北西三面挖长壕两道，内壕用于围困安庆城内太平军，外壕用于抵御太平军援军，部队驻扎在两壕之间，营垒修得极为扎实、坚固。

　　太平天国的精英们无数次想解安庆之围，但都失败而走。最后想出一个“围魏救赵”的办法：分两路大军，李秀成从长江南面、陈玉成从长江北边同时进军，夹攻武昌。武昌是湘军的大后方，也是湖北巡抚胡林翼的老巢，湖广总督所在地，战略位置极其重要。如果太平军围攻武昌，必定会让曾国藩分兵，这样，安庆之围也就迎刃而解了。

　　陈玉成不愧为太平军的急先锋。很快，陈玉成带领数万大军进驻安庆桐城附近，虚晃一枪后，转道皖西，连下英山、薪水，攻占黄州，逼近武汉。陈玉成的西进，是曾国藩和胡林翼最为忌惮的。

　　当时的武昌，只有3000兵，还都是老弱病残，全城呈瓦解之势。胡林翼是湖北巡抚，如果丢了省城，他恐怕只有自杀的份了。肺病缠身的他气得吐血，说自己是“笨人下棋，死不顾家”，急调李续宜回援。

　　没有想到的是，英国长江水师提督何伯巡视到了武汉江边，见陈玉成大兵屯集，便让参赞巴夏礼告诫陈玉成，如果陈玉成进攻武汉的话，英国商业利益将会受损，他们不会袖手旁观。这等于警告陈玉成不能进攻武汉。

洪仁玕的“围魏救赵”就这么打了水漂。

　　陈玉成乃放弃4月与其会师武汉的计划，率师回援安庆，咸丰十一年（1861）三月十八日率军二万攻入集贤关，这是安庆城西要地。

　　曾国荃守军在陈玉成的猛攻之下，十分危急，极为焦虑不安，曾国藩闻知后，乃急命鲍超从景德镇驰援安庆。此时，湘军的另外一劲旅多隆阿部在挂车河、练潭一线与太平军援师林绍璋、吴如孝、黄文金等部对垒，决战正酣。曾国藩给弟写信：“此次安庆之得失，关系吾家之气运，即关系天下之安危！”

这场战争犬牙交错。里面是太平军，外面是湘军围城，再外面又是太平军，再外面又是湘军，僵持日久。这时桐城名士、湘军幕僚孙云锦向曾国荃献计，太平军的主将程学启很孝敬他的养母，不如用计把他养母拘入湘军大营，再恐吓程母：“学启不降，当诛尔亲子”。

　　这招果然使民妇程母惊骇失色，她扮成一个要饭的老妇，混入程学启的阵营，哭诉湘军之计划。程学启感养母恩重，加之他自己明白安庆虽未被攻下，但局势濒危，为个人前途计，他决心降清。

　　进了曾国葆大营，程学启成了降将，从这一夜起，开始发生一系列改变：而他长达8年的太平军生涯，在后来的《清史稿》中，只记载了一句话，“初陷贼中”“自拔来归”。

　　在安庆城的外面，英王陈玉成还在苦思如何解救安庆。他亲临前线，把军队排成扇形，十路挺进，对安庆进行最后一次救援。太平军将士每人背负着一束茅草，冲到清军的壕沟前，一面砍杀，一面用茅草把沟填平。清军据垒顽抗，集中所有的炮火向太平军密集轰击。太平军前仆后继。壕沟里的尸体一层压着一层，和茅草混在一起，把壕沟都填平了。

　　安庆城中的守将吴定彩，趁陈玉成攻击清军后壕之机，带领一批精锐将士，打开西门，绕过清军的壕沟，向东猛攻清军的新垒。主攻安庆的清军将领曾国藩亲自命令督战部队排在营垒的后方，对后退清军一律格杀，以阻挡太平军前进。如此激战了几个昼夜，安庆城外尸横遍野，连河水也被鲜血染红了。

　　1861年8月底，湘军由城外马山直抵北城门城墙根的地道终于挖通了，湘军用炸药将城墙下的地道塞得满满的。这是降将程学启立下的首功。

　　9月5日，曾国荃下令点火，随着炸药“轰”地一声巨响，安庆北城墙被炸出一个豁口，太平军叛将程学启部率先呐喊着攻了进去。安庆的太平天国守军自叶芸来以下一万六千多人已饿得奄奄一息，失去了抵抗力，眼睁睁地看着湘军的大刀向自己头上砍来。此刻的陈玉成站在不远处的山头上，亲眼目睹了安庆城的失陷，长啸哀号，泪如雨下。

　　城内16000名守军全部饿到奄奄一息的地步，这座昔日人气十足的市民城市，在经历了这场浩劫之后，一如阴曹地府似的阴森。

湘军大开杀戒，成年男子全部被杀，万余妇女被掠走，无数尸体顺长江而下，密密麻麻塞满了江道。曾国荃后来写信给大哥，觉得自己杀戮太多，罪孽深重，懊悔不已。曾国藩立即回信训斥：统军打仗，杀人就是使命，有什么可懊悔的？

　　湘军占领安庆后，连下桐城、池州、黄梅等地，曾国藩移驻安庆。1861年9月25日，曾国藩渡江后进入了安庆。昔日的太平天国英王府被修缮一新，恭候他的到来。

　　安庆陷落后，太平军长江以下无险可守，沿江城市相继失陷，从此，太平天国革命形势急转直下，无法挽回。过了两年，天京陷落了。

　　2012年3月的一天，我在安庆的老城区里找了好久，终于在一条巷子里看到那传说中的英王府。我差点认不出它。屋内无疑充斥着一百五十年来无法避免的混杂而犹疑的气味。到处都堆放着日常杂物和工具，没有华丽的雕花门窗，也没有精美的飞檐装饰，几个妇女在各自的门口捡菜或洗衣，一个老奶奶坐在一张摇摇欲坠的椅子上发呆。这里已经成了一个大杂院。而这，还是安庆乃至全国现存不多的太平天国重要历史遗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