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多菲

本报记者 沈轶伦

今年3月15日，布达佩斯多瑙河河畔，站在茜茜公主桥东南侧的裴多菲塑像前，来自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的法医物证学研究室主任李成涛和同事感慨万千。

就在过去的一个月里，他们曾亲手触摸这位匈牙利著名诗人的遗骨，并在上海的实验室里为之进行DNA检验。至此，整整缠绕匈牙利人26年来的裴多菲之死的谜团似乎已尘埃落定。

究竟，谜团是如何解开的？中国法医是怎么为去世100多年的匈牙利诗人验明正身的？这还要从去年9月一份特殊的申请书说起。

一份特殊的申请，来自匈牙利

去年9月，位于上海市光复西路1347号的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收到一份特殊的委托申请。申请人名叫莫尔毛伊·费伦茨，是匈牙利裴多菲委员会主席，申请的事由是希望能请法医DNA专家将疑似裴多菲遗骸与裴多菲姨妈存世的第六和第七代女性后裔血液样本进行比对，以此查明疑似裴多菲遗骸真实性。

裴多菲大名，曾随着“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一名句，传遍中华大地。这位著名的匈牙利诗人一生写了800多首抒情诗和8部长篇叙事诗，此外还有80多万字的小说、政论、戏剧和游记。

在大部分的资料记载中，裴多菲于1849年在保卫匈牙利独立的战役中阵亡。然而一直以来，也有人表示当时裴多菲并未战亡，而是被俄国人俘虏后流放至西伯利亚。

前苏联解体后，随着大量历史档案的逐步开放，有人在1849年俄国俘获的战俘名单中查到了裴多菲的名字，并有资料记载他被流放到贝加尔湖附近。又有一位名叫维若基尔的前苏联老人表示，其在年幼时曾听长辈说过，村中墓地里“埋着一位名叫彼得罗维奇的外国革命者，是个诗人”。这个名字，恰好与裴多菲·山道尔的原名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符合。

接连展露的种种迹象，促使匈牙利裴多菲委员会主席于1989年组建了一支由多国专家参加的国际考察队，赴西伯利亚寻找裴多菲下落。

村民中，世代流传“这里埋葬着一位匈牙利诗人”的说法

开始，考察队在贝加尔湖以南大约50公里处的巴尔古津诺村的墓地中挖掘，他们先后挖开21座坟，但未发现其中有裴多菲的尸骨。直到1989年7月17日，在挖出一个墓中的头骨时，考察队中的匈牙利人类学专家基塞伊教授一眼就断定它可能是裴多菲的遗骸。首先头颅的形状符合裴多菲存世的画像，而且头颅中清晰可见一颗显眼的虎牙。这两点特征与有关裴多菲的样貌资料完全符合。

很快，考察队中的各国专家对该墓中的尸骨进行了详尽研究，最后得出的死者体貌特征，与裴多菲存世的照片、画像和文字记载完全符合。且挖掘所在地村民中间，也世代流传着“这里埋葬着一位匈牙利诗人”的说法。

经过进一步考证，得知该遗骸的主人姓氏为彼得罗维奇，当年被流放到这里后与当地邮差的女儿结了婚。遗骸主人逝世于1856年5月，村民记得早先时墓上曾长期竖有写着“ASP”字样的十字架。科学家们认为这是裴多菲被俘后又恢复使用自己原有的姓名“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ASP”是他斯洛伐克姓名与匈牙利名字合在一起的“亚历山大·山道尔·彼得罗维奇”的缩写。

裴多菲，可能终于被找到了。

但长期笼罩在裴多菲身上的“战死疆场”、“宁死不屈”之类的光环，却随之消失了。这让裴多菲作为民族之魂的形象，略输光芒。许多人显然不愿意承认这个现实。

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该遗骸确是流放至西伯利亚的匈牙利著名诗人裴多菲吗？

数十年来，匈牙利裴多菲委员委托世界上多个国家进行相关检验，然而，除了最初人类学方面的考证可以得到印证之外，DNA技术上则始终无法得到满意的结果。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DNA鉴定技术变得更加发达，在确认遗骸身份方面也有了更多、更新的技术手段。莫尔毛伊·费伦茨了解到了位于上海的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在复杂亲缘关系研究领域中颇有建树后，特提出请求，希望能对当初在西伯利亚挖掘出的遗骨的一部分—一段腿骨和两份与裴多菲存在母系遗传关系的后代血样，做亲缘关系鉴定。

为已故超过150年的人验明正身，尚属首次

早在1910年，法国刑事犯罪学家提出了“任何接触都可以留下痕迹”的观点。1985年，英国科学家在研究人类肌红蛋白基因序列时，发现了一段由33bp串联重复的小卫星序列。由于每个个体的信息都是独一无二的，如同指纹，因此被称为DNA指纹，这被誉为法医物证分析领域的里程碑。

DNA是一串编码，哪怕只有肉眼看见的一滴，也蕴含着揭示身份的重要信息。从人体组织中提取细胞核里的DNA，整个过程犹如“打破一只鸡蛋后提取蛋黄”。法医采用商业化试剂盒对DNA进行PCR扩增，之后进行短串联重复序列分型。序列信息对比的结果可以验证基因型是否一致，也可以证明个体间的亲缘关系。因此，DNA鉴定在司法鉴定领域被广泛运用。

在司鉴所，DNA实验室每年承接的来自全国各地的案例有5000多个，其中不乏那些缺乏参照样本的复杂亲缘关系鉴定，最后均通过先进的技术手段和详尽的遗传分析得以解决。然而，为已故超过150年的人验明正身，尚属首次。

由于需要经过种种检验检疫手续，去年9月送到上海的疑似遗骸样本以及两管对照血液样本，足足在海关存放了5个月后才到达司鉴所。

“血样都已经有味道了。”李成涛主任第一眼看到样本后感到不容乐观。至于为什么要送来裴多菲姨妈女性后裔的血液？法医们回答：因为要进行线粒体DNA的比对。

根据资料显示，1846年9月，23岁的裴多菲在舞会上结识了伊尔诺茨伯爵的女儿森德莱·尤丽娅。拥有大量土地庄园的伯爵，当然不肯把女儿嫁给裴多菲这样的穷诗人。面对阻力，裴多菲在半年时间里为恋人发出了《致尤丽娅》《我是一个怀有爱情的人》《你爱的是春天》《凄凉的秋风在树林中低语》系列情诗，鼓动着年轻的尤丽娅冲破父亲和家庭的桎梏，在一年后携手裴多菲步入婚礼殿堂。

然而，婚后不久，1848年3月15日匈牙利爆发革命，裴多菲作为革命领导人之一投身战役直至消失，年仅22岁的妻子随后改嫁，裴多菲当时1岁半的幼子也不知其踪。因此难以从儿子这条线上寻找到裴多菲后裔。但通过家谱，人们寻找到了裴多菲的姨妈及其女性后裔。

在生物学中，线粒体是为细胞提供能量(ATP)的细胞器。一个细胞中拥有成百上千个线粒体DNA。因为线粒体会通过卵细胞传递，所以母亲的线粒体DNA能稳定地传给自己的女儿、再传给自己的外孙女并以此类推一直传给女性后代。据此，法医们需要对存世的裴多菲姨妈女性后裔的血液样本与疑似骸骨进行线粒体DNA检验，以评估他们之间的亲缘关系。

在上海的实验室，检验过程一波三折

一块100多年的腿骨，两份裴多菲姨妈后代血样，其亲缘关系鉴定的难度之大，可见一斑。法医物证学研究室可谓是克服了重重困难，检验过程一波三折。

一重困难是，被检遗骨年代久远，已经超过了传统意义上的陈年骨骼概念。

遗骨中的DNA含量少且高度降解，给DNA 提取带来了很大难度。而且，目前关于100年以上骨头的DNA检验相关文献报道也极少，没有现成的方法可以参照。为此，法医物证学研究室的法医们组建了技术攻关小组，认真比较和分析了现有的骨头DNA提取方法的优缺点并结合以往的经验，制定了多套方案同时进行。使用了多种方法，进行了多次试验，最后，研究小组采用经过改良的骨头裂解前处理方法结合硅珠法，成功地在送检腿骨中提取到了基因组DNA。

二重困难是，送检的两管裴多菲姨妈女性后代血样提取时间为2008年3月25日，2014年9月4日到达上海，一直在常温状态保存至2015年2月5日才送到司鉴所，保存时间过长，保存环境不佳，又为检验带来困难。

在常规Chelex法提取DNA失败后，研究小组又采用了离子交换法得以从血样中提取到了DNA。为了得到可信的检验结果，研究小组对线粒体DNA测序结果进行了反复验证和正反向比对。最终，检验结果提示送检腿骨与血样间具有较近的生物学关系，在客观上支撑该腿骨极可能为裴多菲本人的这一事实。从DNA证据的角度一定程度地支撑了1989年考察队挖掘遗骨时，匈、苏、美人类学家以及文字记载资料的考证结果。

远道而来的上海法医们，静静见证着这一刻

裴多菲委员会主席莫尔毛伊·费伦茨在得知鉴定结果后，连夜赶赴上海，今年3月9日专程到司鉴所来取鉴定报告。

拿到报告后，莫尔毛伊·费伦茨仔细查阅了报告的每一页内容，当看到报告呈现的客观检验结果和检验分析后，神情颇为激动。

“20多年来，我到过许多国家，其中包括美国、瑞士等，委托过数家司法鉴定机构对这份样品进行DNA检验，都因为送检骨头年代久远以及亲缘关系复杂而没有进行下去。这次获得贵所的帮助，从100多年的骨头中得到了遗传信息，工作人员高超的技术和专业的水平令人敬佩！”

2015年3月13日，匈牙利裴多菲委员会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召开了裴多菲遗骨认定说明暨记者招待会，裴多菲委员会委员、人类学家、资深媒体记者、传记作家以及裴多菲后人们出席这一会议。

主要负责鉴定工作的李成涛和边英男也受邀前去参加。在会上，李成涛代表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介绍了本次DNA检验的情况。会后，裴多菲委员会表示，他们还会将更多的后代样本送至中国司法部司鉴所进行检验，以促进裴多菲遗骨的DNA检验进一步深入研究，并在将来专门召开国际研讨会。

2015年3月15日是匈牙利的革命纪念日，两位上海法医在裴多菲委员会的安排下，参观了裴多菲文学博物馆并在裴多菲纪念广场出席了当地的庆典活动。

正是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年轻的诗人裴多菲曾写下 《我愿意是激流》，其中写有这样的表白—

“我愿意是云朵，

是灰色的破旗，

在广漠的空中，

懒懒地飘来荡去，

只要我的爱人

是珊瑚似的夕阳，

傍着我苍白的脸，

显出鲜艳的辉煌。”

命运奇妙的安排，让这个传奇人物的骸骨竟然能在100多年后出现在上海的实验室。而当时当地，云朵忽然散开，阳光照在广场诗人的塑像上，远道而来的上海法医们，静静见证着这一刻。（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