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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年，明朝已现衰败之象，但南京仍然是个人文荟萃、思想活跃的繁华地方。此时，有两位饱学之士在这里不期而遇，一位是游学至此的举人徐光启，另一位是自意大利远道而来的神父利玛窦。这次邂逅，对他们个人而言是重要的人生转折点，对中国也是如此──“西学东渐”之历史潮流从此在中华大地上波澜壮阔地展开。

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中，徐光启在科技方面主要做了几件大事：1、与利玛窦合译古希腊欧几里德《几何原本》前六卷，让西方科学首次在中国系统性亮相；2、编纂《农政全书》，除了总结中国农耕方法之外，也推广西来番薯的种植，大大提高了单位土地面积卡路里产出；3、引进西洋先进火炮技术，练兵造炮；4、领导编纂《崇祯历书》，全面引进西洋天文学理论和方法，包括古老的托勒密地心说、较完善的第谷天文理论以及当时最新的哥白尼日心说。再加上他为传播基督教所做的贡献，他无疑是中国历史上“全盘西化”第一人。

与利玛窦合译《几何原本》最让徐光启心智震撼，翻译此书的过程，不仅让他学习了古代西方科学的精髓，其严谨的推演方法更让他叹为观止，他曾自信地说：“窃百年之后，必人人习之”。然而《几何原本》出版之后，虽然得到了许多达官贵人和意见领袖的叫好，但真正能读懂的人很少，更主要的是，当时很少人能发现这些科学智慧的实用之处，于是便束之高阁了。

相比而言，推广番薯种植就顺利多了，精明务实的农民们只要种上一季就可以看见成效，于是番薯的藤蔓很快就在中国大地上快乐地蔓延。引进西洋先进火炮技术看似是一件显而易见的强国之举，徐光启为此也付出了最多的心力，然而效果却不好。在整个过程中，他不断受到嫉妒他的同僚掣肘，训练出来的新式炮兵，不乏野心勃勃的强人，这些人最后成为埋葬明朝的“乱臣贼子”。也可以说，他输在“政治”而非“技术”上。

《崇祯历书》的编纂尽管过程惊心动魄，但终成大就用。该书从1629年开始编纂，于1634年完成，当时徐光启已经去世一年了，完成之后不能刊印和实施，因为西洋派和传统派天文学家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接下来的10年，两派之争风起云涌，八次技术较量尤为瞩目，先后比赛预测日月食和行星运动，结果传统派以0：8完败，于是崇祯皇帝下决心将西洋新历颁行天下，可惜明朝末日已经来临。

清朝开国之后，徐光启天文团队的核心成员传教士汤若望将新历献给清帝顺治，改名为《时宪历》颁行天下，汤若望也被御封为钦天监监正。然而好景不长，传统派代表杨光先等借鳌拜之权还魂，提出“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用多种政治手段，让年幼的康熙帝下旨处死汤若望(后获特旨释放)、驱除其余外国人，《时宪历》也随之废除。康熙亲政之后，从新思考这场历法之争，让汤若望团队的比利时教士南怀仁和钦天监监正杨光先再次辩论中西历法之利弊，并亲自参与双方推测的测试，结果发现西方历法准确无误。因此解除杨光先职务，为汤若望平反，并任命南怀仁为钦天监监正。从此，中西天文学之争告一段落，西洋历在中国流行开来。

当“西学”在中国缓慢而坎坷地传播之时，西方科学和技术正在其本土突飞猛进。先有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和数学在哥白尼、牛顿、波义耳、莱布尼兹等科学巨人带领下的突破，接着是众多技术发明带来的工业革命，欧洲经济水平也随之迅速提升。到了19世纪，西医也加快了发展的步伐，从经验性学科走向较严谨的科学，因此治病的准确度大幅提升，成为新一代来华传教士为当地群众服务的重要工具，于是本土的传统中医和外来西医的竞争开始了。

相对于天文学来说，中西医之间的竞技场有不一样的特征。前者局限于精英阶层，其结果能够较好地预测与鉴定，取舍也是皇上一人之智，后者则需要面对每一位选择用医的患者，医理也更为复杂。但是，这两者也有共同之处，天文学和中医在中国都有悠久的历史，已经成为文化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新范式在取代旧范式之时，打烂的不仅仅是学术框架，还有很多相关利益群体的饭碗，因此抵抗的激烈程度不言而喻。

今天，西医虽然已经在中国普及了，但批评中医仍然是有风险的事。例如，意大利著名医史学家卡斯蒂廖尼所着的《医学史》，2003年在中国出版时迫去掉了“第七章：中国医学史”，原因是一些中医界人士不同意作者的观点。有出版社意欲在2011年出版一个包含该章节的完整版，但仍然阻力重重，该书至今仍然不能完整面世。其实，这样做既不会改善中医的世界地位，也不会增加中医的科学性，如此政治保护、不求技术进步的结果也许会让中医像炼丹术一样被历史淘汰。

到了20世纪，西方学者在探索中逐渐推动人文学科科学化，经济学是第一个采用自然科学的“假说-实验-理论-验证”范式进行研究的领域，后来社会学、管理学等领域的学者也逐渐采用较为科学的范式对一项项人文问题求得答案。目前中国学者也广泛采用这些范式进行研究，然而，来自各方面的阻力依然形形色色。

例如，前段时间历史学家雷颐发微博质疑中国社会科学重大项目招标选题的逻辑矛盾──201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招标课题研究方向其中有：西方“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虚伪本质研究。这就奇怪了，既然还没有研究，怎么就知道它本质“虚伪”呢？既然知道它本质“虚伪”了，为什么还要花纳税人的钱研究？

还有学者说，一些人文学科项目的研究结果如果与相关领导想法不符合，是不能结题的。在这些力量的扭曲下，可惜了很多才华横溢的学子，为了“五斗米”而放弃了求真，成为给领导和政府政策背书的工具，而国家和集体也失去了纠正错误、改善做法的机会。

无论是几百年前传统天文学，后来的中医，还是目前的一些人文学科，抵御“西学东渐”的核心群体是相关利益集团，他们用的武器也很类似，如保护传统文化、维护民族国家利益、境外势力别有用心等。所以往往出现一些拧巴的逻辑怪圈：你若和他谈科学，他就谈文化、谈传统、谈国粹；你若说文化、谈未来，他却要说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你若说人民利益、长久利益，他就开始指责境外势力的操控了……可叹的是，这些死缠烂打的招数，对于有祖宗崇拜情结、热爱传统文化的人们屡屡生效，身心被利益集团绑架着迷迷糊糊跟着走。其实学习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先进文明并不可耻，可耻的是为了一己之私扭曲社会、阻碍社会进步。

自徐光启与利玛窦相遇，400多年过去了，中国已数次改朝换代、更迭意识形态，清末“洋务运动”和今天的“改革开放”等“西学东渐”波涛此起彼伏。现如今几何学已如徐光启所愿成为中学课本的一部分，那些中国传统中很弱的学科如物理、数学，在中国传播普及很顺利，中国目前有些领域的研究已经步入世界前沿。然而，总体来说，今天的我们无疑仍生活在这两位前辈所开启的“西学东渐”潮流之中。逝水如斯,新一代的“徐光启们”何时能穿过“西学东渐”的最后几段急流,融入人类共同演奏的文明交响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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