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学和社会科学各学科的联姻中，其与经济学的结合无疑是炫目、影响深远的。[1]伴随着一批经典著述在中国翻译出版[2]以及中国学者的介绍，[3]法律经济学（law and economics或economic analysis of law）的概念和基本理论框架于20世纪80年代末被介绍到中国，国内法律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作品已经相当可观。[4]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在全国各大学纷纷建立，[5]以学科介绍或以中国法律制度为基础的法律经济学教科书也已陆续出版，[6]各法学院也开设了与之相关的课程并招收法律经济学方向的研究生。从法律经济学角度进行的实证研究也伴随着国内众多学者的呼吁而出现。[7]经济学家和法学家对法律经济学理论的介绍以及以苏力为代表的研究者对中国本土问题进行的理论创新，[8]为法律经济学的实证研究进行了出色的理论铺垫；他对跨学科实证研究的关注和对法律经济学实证研究的倡导，在其创设和主编的《法律和社会科学》中体现得尤为突出。[9]

对我国法律经济学实证研究进行评述并非没有先例，[10]但笔者认为，抽象而概括地指出法律经济学实证研究不足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能充实这一领域的研究，其他学者对中国法律交叉学科实证研究的评述也涉及法律经济学定量研究。[11]然而，“定量”和“定性”的区分未能充分揭示出法律经济学实证研究中不同研究方法的差异，因此无法帮助我们看清其在中国所面临的不同困难与机遇。秉承实证研究的精神，我们需要对这一领域的主要研究成果进行梳理，[12]厘清这一研究方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重申实证研究对于发展我国法律经济学的意义。本文主旨并不在于对具体文章进行微观的评论，而期望借助对相关学术研究成果的提述，廓清法律经济学实证研究的两条不同路径，使未来的研究和评述更为规范和有的放矢。此外，针对学者们对法律经济学研究本土化的倡导，本文希望借助对这一领域研究的讨论，建议学者关注实证研究（包括两种不同的路径）对中国法律经济学乃至整个法学研究国际化可能产生的积极作用。全文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廓清法律经济学实证研究的两条路径。第一条路径是运用计量经济学工具对法律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并根据分析结果推衍出一般性结论的计量研究。第二条路径则是对实际案例的具体细节和制度背景的研究，但并不一定将案例的细节转换成统计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即便使用数据，也不对其进行计量分析，既包括个案研究，也包括了比较简单的量化研究。文章第二部分指出在中国运用计量和统计工具对法律数据进行研究面临的特殊挑战。第三部分讨论法律经济学实证研究对于中国法律经济学研究国际化的特殊意义。

一、法律经济学实证研究的两条路径

法律经济学在其产生之初就是对高度抽象的传统法理学和理论经济学的一次颠覆，带有浓烈的实证主义色彩，[13]我们甚至可以认为根本就不存在“非实证”的法律经济学。因此，在国内外没有一个所谓的“法律经济学实证研究”的定义也就不足为奇。与此同时，我国的法律经济学“实证研究”或法律经济学“经验研究”所指向的研究路径并非一条，而是两类存在本质差别的研究类型。因此，要对这一领域的发展现状和面临的挑战进行评述，廓清两者本来的面貌和差别是必不可少的第一步。

在我国，白建军较早地对法律的实证分析方法进行了全面介绍和应用解释。他将实证分析概括为“按照一定程序性的规范进行经验研究、量化分析的研究方法”，由三个基本要素构成：程序、经验和量化，[14]这可以大致理解为法律经济学研究传统中运用计量经济学工具对大量法律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的实证研究。[15]笔者认为，鉴于法律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特别是以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等经济学家为代表所传承的研究传统，在讨论法律经济学的实证研究时还应当涵盖另一种研究路径，我们姑且称为案例研究。在进行案例研究时，研究者对一个或多个实例进行微观分析，但并不一定把相关信息转换成数据；或者即使转换成数据，也不一定进行复杂的计量分析，而仅作比较简单的统计和比较分析。美国和国内法律经济学者在谈及实证研究时，也涉及上述两类路径。这一领域的经济研究工具在不断增加，某些工具在其中一条路径上发展得更为迅速，如运用心理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工具，验证、挑战法和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假设和制度，多采依赖实验数据进行计量分析。[16]但两条路径的发展并非相互消长的关系，而是在平行发展，为法和经济学发展提供不同的视角。下文将对两种路径下的我国的研究成果予以评述。

第一条路径是运用计量经济分析工具对法律制度运行和执行效果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的研究（empirical law and economics）。[17]其研究过程可大致归纳为四个步骤：数据一假设一计量分析一应用。[18]研究思路是用收集的大量数据和经过整理的事实（stylized facts）来验证能提供一般性解释力的某一假说。在法律经济学的计量分析领域，这些假说一般是法律经济学的模型和理论。数据和这些假说之间的桥梁则是计量经济学的分析模型和工具，特别是统计回归分析工具。这一过程中的数据采集和回归分析须遵从一定的计量经济学专业规范，可以用分析得出的证据来观照数据来源之外的世界，揭示出法律制度运行的实际画面和影响因素，并构成对具体法律制度建构和改进的实证基础。

在法律经济学的发源地美国，运用计量经济学工具进行法律经济学实证研究是法律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是这一研究路径在经济学领域的开先河者，[19]他对法律经济学领域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20]法律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盖瑞·贝克（Gary Becker）对犯罪和刑罚进行的经典分析也运用了这一实证分析方法[21]，美国最精英的法学院和经济系都有专职教授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和教学。[22]凸显这一研究分支重要性的另一个标志是，由波斯纳担任创刊编辑的《法律研究杂志》（Journal of Legal Studies）近几年几乎只发表采取这一研究路径的论文。波斯纳本人及其长期的合著者兰德斯教授在过去3年也一直在芝加哥大学开设长达一整年的司法行为讲座（workshop on judicial behaviors），讨论这一领域的计量研究论文。

计量研究程序和过程的科学性赋予了法律实证研究新的说服力和吸引力，但其研究质量和学术贡献必须面对更为专业化和标准化的考量。我国的法学研究已将这一方法运用到了一些法律领域的研究中，如司法制度改革、[23]刑事犯罪制度[24]和民事审判制度。[25]在理论模型和假说的构建上，学者们或是借鉴在美国法律经济学界比较成熟的解释模型，或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对相关的变量和限制条件加以修正，以期创设出反映中国现实的法律经济学理论模型和假说，[26]从而呼应了弗里德曼对实证经济学不断创立新假说的呼吁。[27]

计量研究对象是对现实生活的抽象，使用的分析工具在任何一个学者手中都是同一工具，而数据分析自身具有严谨的逻辑性，这些特征为学术批评和辩论在更为冷静和客观的基础上进行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在我国，这一特征已经得到初步展现，我国学者之间已经开始进行开诚布公的批评，为国内一团和气的学术交流习惯带来了新气象，也展现了以研究方法而非研究对象为基础的学术共同体的出现和发展，艾佳慧对冉井富关于民事诉讼率变迁研究的评论即是一例。[28]

第二类法和经济实证研究也使用法律制度的具体事例，但并不一定关注被分析事例的样本代表性，不一定对数据和事实进行复杂的量化处理。既可以就某一个单一案例或具体法律制度设计展开分析，取得类似社会学的田野调查，[29]亦可就某一类事例采集较大数量的数据和分类的事实进行分析。在美国法学家中，这一类研究路径的代表作有罗伯特·埃里克森的《无须法律的秩序：邻人如何解决纠纷》[30]以及丽莎·伯恩斯坦对纽约钻石销售行业自律关系的实证研究。[31]在经济学界，科斯和张五常等人精准的案例研究也影响了法律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发展。[32]这些研究对法律事例的选择和描述，对法律经济学理论解释力的理解、应用和创新，都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出现伊始并无严格的门第之分和规范要求。使用范围和方法论上的开放性和地方性，也正是其生命力和吸引力之所在，也是这一路径下作品数量庞大和研究对象极为丰富的原因。但这就为概括性的评述带来一个难题：概括性过强将难以避免空洞和缺乏建设性的评论，对具体研究的方法和结论作出微观的评述则失去了概括性评述本身的意义。因此，本文只试图对其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和趋势作一定描述。

在这一路径上，我国的经济学家似乎比法学家先行一步。由天则经济研究所主持，张曙光及其合作者主编的《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自1993年就开始收集和出版涉及中国法律制度的案例研究；但在1996年出版第一集时，刊登的作品均为经济学家所作的案例研究。直到2004年，该丛书出版第三集探讨包括法律制度在内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时，法学研究者才第一次加入作者行列。[33]到目前为止，该丛书已经出版六辑，是法经济学实例研究的重要成果。此外，经济学家黄少安和史晋川在2003年发起的“中国法经济学论坛”，每年举行一届，荟萃了我国法律经济学领域的很多研究成果，包括实例研究和计量研究方面的成果。周其仁对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研究，很好地将法律经济学对土地财产制度的阐释用来分析和评价中国的农村土地制度。[34]在中国，经济学家比法学家在案例研究上先行一步很可能存在制度性的原因：正式法律制度在现实市场中被架空，非正式合约安排和地方政府对正式法律制度的变通执行取而代之，甚至以违法[35]和法律规避的形式长期存在，[36]有的违法行为还逐步演化成为正式的法律制度。[37]长期受法条解释的传统训练，中国的法学家可能并不能自然地将非正式，甚或是违法行为作为法学研究的对象。我们也很难奢望从法理学的视角向中国介绍法经济学的法学家们从一开始就具备用法经济学的放大镜观察现实生活的敏感度。

与中国的这一制度背景相关，违法行为、所谓的法律规避行为和法律缺失状况下的自发性制度安排与法律制度至少是并驾齐驱，为法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地方性素材。因此，法经济学案例研究呈现了另一个特征：中国学者已经有意识地将视线投向中国特有的法律制度和替代法律制度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安排，运用法律经济学的理论来分析这些中国特有的实例。例如，徐昕运用博弈论对证人制度的案例进行的解读，[38]刘光华对民间投资和乙肝歧视案的案例研究，[39]李国庆运用制度经济学对律师行业的分析，[40]以及沈满洪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对我国几个地区水权交易案例的研究[41]等。

与计量分析相比，这一路径的研究解释力和普适性必然会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这一局限性并非研究方法自身的不足，而正是法律的地方性和时代性特征的倒影。与此同时，其对细节和制度背景描述的准确性和全面性却是计量研究所无法企及的，侯猛对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案例和判决书细致入微的解析和制度分析很好地证明了这一优势。[42]这一路径的开放性还体现在专业化人力资本上较低的进入门槛上，使得从事法律实务工作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都可以有效地参与法律经济学的实证研究。池小娟和李芳两位检察官对刑事犯罪程序中存疑不起诉制度的实证研究，[43]突出证明了法律实务界人士参与法律实证研究及其带来的丰富素材和独特视角。

二、法律经济学的计量实证研究（empirical law and economics）在中国面临的挑战

不同学科和不同研究方法的界限非由理论化的定义所界定，而是由实用功能所决定的，[44]对法律经济学实证研究的方法作细化的分类也应该注意到这一点。计量经济学在法律经济学实证研究中的应用已经不可避免，也是我们应当探索的研究方法。从法律经济学角度对法律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在美国法律经济学界的迅速发展和在中国的萌芽，均证明了这一研究方法的吸引力。这一方法固有的科学性、高度技术性和专业性，对于中国法学研究学术规范和职业道德操守的形成将构成有效的激励和约束。但笔者并不赞成向这一研究方法立即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财力，主要是因为它在中国未来的发展面临诸多研究的挑战和限制：其中一些是这一方法所固有的，另一些则是中国的特定制度环境所带来的。

这一研究方法的特征之一是“看数据吃饭”，研究题目的选择首先受制于可供分析用的数据是否存在和其内容，研究题目基本随数据走。这一技术限制虽然是研究方法科学性和客观性的体现，却会给学术研究的创造性带来两方面的影响。从研究者“成本一收益”的角度分析，数据丰富的领域必然会吸引更多的研究者，但受到研究者追捧的题目未必皆有学术价值或实践价值，从而造成浪费。而且，这种趋势具有自我膨胀和复制的功能：对同一问题进行研究的学者很可能期望并实际产生“正的网络外部性”（positive network externality），参加讨论的人越多，吸引来的研究者就越多，这项研究对每一个参与其中的研究者的价值，以及它对该网络运营者的价值也会随之增加，而这样的效果会激励该网络运营者和参与者进一步扩大网络，电信网络和目前流行的网上社交网络都是如此。但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尤其是对于学术研究而言，网络的规模并非越大越好，对网络成员和运营者产生的正的网络外部性并不能等同于该网络的净社会福利，甚至可能会减损社会整体的福利。因为某一个研究网络太大时很可能会导致学术、财力和人力资源的无效或低效分配，可能削弱学术的创新性，特别是计量研究的成本畸高，将研究资源集中于很窄小的问题上可能会浪费并挤占研究资源，影响整个学科的健康发展。美国近些年对影响美国法官断案因素的计量研究众多，却被认为总体价值甚微，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一负面影响。[45]在中国，对法院和司法制度的计量研究吸引了不少学者，是法和经济学计量研究最为集中的领域。[46]作者的选题意图在文章中并不明朗，但该等文章明显借鉴了美国学术界的研究模型，我们不难看出美国学者的选题对中国学者的影响。然而，因为法官和法院在中国法律制度和社会中并不享有美国法官和法院的绝对主导地位，也因为中国的公开数据有限，中国法学界未形成对司法制度进行研究的“一窝蜂”的局面。不少学者对于司法制度之外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如王学辉和邓华平对行政立法成本进行的研究。[47]但若对于这一现象不保持足够的警惕，我们在对美国学术成果的借鉴过程中，很可能会误解这一问题在整个法律经济学研究中的地位和重要性，妨碍我们将目光投向其他问题领域。

“看数据吃饭”还会从另一个途径影响学术研究的创造性：研究者的选题常常不能为研究者本身的兴趣所左右，而必须从属于一个研究者无法控制的现实：就某一问题是否存在足够数量和质量的数据。所有的学术研究都是个人兴趣和资源限制相互作用的产物，特别是研究材料和对象的限制。从包括数据在内的现有外部资源中创造性地提出问题并利用这些资源进行创造性的分析，使得计量研究同样具有开创性；[48]但计量研究结论的基础几乎完全建立在样本数据的代表性之上，其科学性和客观性恰也植根于数据的质量之中，因此比其他实证研究方法更依赖于研究者很难控制的原始数据本身。选择计量研究的题目一般有两种策略：一类是为被普遍接受的法律经济学理论或假说提供支持，其错误率相对较低，但因为验证对象是被普遍接受的，研究的边际效应和贡献就会比较低。另一类则是用回归分析来挑战被普遍接受的理论和假说或是提出替代假说，这一类研究更具创造性，通常也会吸引更多的注意力，因此多被国内学者所采纳。这一策略因为要推翻常识，排除大量的变量来论证新假说，其论证难度可想而知，其最终结论通常也会引入大量的限制和有待进一步测试的假设，从而减弱其重要性与创造性。这时，计量研究者必须面对一个悖论：测试对象越具有创造性和挑战性，研究的风险和成本就越大，而研究风险和成本较小的题目又可能比较缺乏足够的创新性和学术价值。

当然，学者们可以通过一些技术性手段来减少对已有数据的依赖性。例如，研究者自行收集信息并将相关信息转换成数据（通常称为coding）。利用问卷调查的方式（survey）获得数据则是另一种数据采集方式。钱弘道进行的余杭法制指数研究就大量运用了上述方法来获取数据。[49]但这两种方法皆有的局限在于，数据的客观性和代表性都可能打折扣。就客观性而言，同一研究者既搜集转换数据，又通过拷问数据来测试自己的假设，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面临较大的道德风险。数据的样本代表性则往往取决于研究者的财务负担能力，因为数据采集和整理本身是一项昂贵的工作。第三种方法是试验的方法，美国的行为法律经济学大量运用了这一方法来收集数据。和前两种方法相比，研究者对这一方法所产生的数据操纵空间最大，对实验设计者的专业化要求和职业伦理要求都极高，其数据的可靠性也因此受到最多的质疑。[50]对此采取格外谨慎的态度与我国社会科学专业化的发展程度也是相称的。

无论是对“实然”部分，还是“应然”部分的研究，计量分析的方法都有很高的失误风险。[51]中国学者模仿美国的研究方法，根据引证数据对法学研究本身进行的实证分析提供了一个例子，侯猛对这类研究犀利的评述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风险的存在，[52]而这种高风险所带来的后果就是研究成本和进入成本的攀升。在计量经济学的训练已经高度专业化的今天，在美国，这一研究方法的进入门槛已经从法律专家中的经济学爱好者提升到了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和法律博士学位的要求。而经济学，特别是计量经济学本身的高度技术化、数学化则进一步加大了这一研究的进入成本。面对这样激增的成本，在经济条件和学术专业化方面仍在实行追赶战略的中国必然会面临比美国更为严峻的挑战。

当然，科技的发展，特别是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人力成本的高昂。具有不同专业背景的研究者之间的合作也能舒缓使用计量工具的难度，确保数据分析的准确性。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实证研究的目的并非不惜一切代价地恢复和重现历史真相，使用这一工具进行研究本身也适用成本一收益分析法则，在成本与普适性、预见性和精确性之间求得平衡。同时，中国的法律研究与美国的法律研究之间也不存在必然的流动和竞争关系，中国不必在这一研究领域追随美国的研究规范和标准。此外，我们还需对中国公共政策（包括法律）的制定与执行机构专业化和人力资本的有限发展程度进行客观评价，使实证研究提供的公共政策建议得以有的放矢。

但上述妥协实现的前提条件是作者们需要对如此妥协所付出的代价和产生的效果了然于心，更需要在每一篇论文中提请受众注意样本选取、[53]验证过程、结论的适用性等方面的局限性、可能存在的弱点及替代性解释和政策建议。在相关研究可能被作为司法、行政和立法决策的基础时，这一披露义务的重要性更为凸显。这也是法律经济学计量研究与政治学、社会学等实证研究的分野之处；前者会对公共机构的集体决策产生直接的影响，而后者的影响一般更为间接，这就使得法律经济学家承担了额外的公共责任。[54]坦诚和透明度并非退而求其次的策略性或防御性建议，而是维护法律经济学这一学科本身和该领域内研究者学术道德水准和发展潜力所必备的条件。与此同时，研究者需要意识到，不完美的计量分析结果也并非毫无价值，数据与分析结论之间的差距恰可以为日后的研究指明方向，提供基础。美国优秀的法律经济学计量作品都会在文末指明数据与分析中存在的限制、问题和差距，并明确这些问题对分析结果的影响，但也不羞于说明这种不完美的研究可能作出的贡献。这些披露是职业共同体内部互相监督的重要机制，成了最挑剔的法律经济学杂志对投稿的基本筛选要求，如《法律研究杂志》（Journal of Legal Studies）。[55]而我国学者在这方面尚待提高。

在法律经济学计量研究中，中国学者需要格外留意的另一个披露义务是向受众提供原始数据，以供检验。也许是中国期刊对篇幅的限制，这一路径的研究成果几乎都没有提供完整的原始数据查询方式或是数据来源的索引。从夯实研究质量和提高研究者技能的需要看，向受过专业统计和计量研究方法训练的学者提供数据验证的机会和便利无疑是必要的。在法学研究和法律事务都缺乏实证主义传统，而法律工具主义盛行的当代中国，法学家们尤其需要谨慎修筑和维护实证研究的自主性和信誉。

在法律经济学实证研究中使用计量分析面临的第二个挑战来自于这一研究方法和研究群体之外。对于计量分析而言，数据和事实是研究的基础。一手数据固然最为可靠，但其高昂的采集成本和对采集者专业化人力资本的要求使得研究者不可避免地使用甚至是广泛依赖于二手数据。政府向公众发布的公开信息理应成为理想的二手数据，但公共信息的透明度和质量，特别是司法和立法运作过程的信息透明度和质量，一直是困扰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制度性挑战。例如，针对司法案例实证研究，特别是对群体性事件进行的研究，学者质疑其结论是否会受到司法案例不公开这一制度的根本影响。[56]“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缺乏数据和其他相关信息，再高明的法律经济学实证专家也无法进行有意义的计量分析研究。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制度缺陷是中国缺乏职业化程度较高的非政府信息提供实体。任何非营利性组织在中国的设立都困难重重，对于收集比较敏感的法律制度信息的非营利性组织就更是如此了。商业化的信息收集和提供机构在中国也仅开始萌芽。[57]中国政府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始了政府信息公开的历程，并于2007年公布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一些重要职能部门也相继发布了信息公开的法规。[58]2008年4月，中央政府信息网正式开通，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政府信息发布平台。最高人民法院也在2009年发布了两项涉及司法信息公开的规定。[59]但政府的信息公开仍然面临诸多问题，其执行情况似乎并不乐观。[60]

对学术研究而言，中国政府公开信息的另一个问题是政府公开信息的质量，极端的例子是权威统计数据造假。[61]同时，官方数据和非政府组织就同一数据源采集和公布数据的巨大差异也凸现了这一问题。例如，北京市环保部门和美国大使馆均对北京的大气可吸入颗粒物进行监测并公布了数据。根据后者的检测结果达到“危险级”的空气质量却被前者仅认定为轻微污染，[62]即使考虑到对污染程度的界定标准可能有差异，但这似乎难以解释如此截然相反的结论。政府对媒体的控制和媒体从业者自身专业化程度也限制了媒体对政府信息公布的监督。

面对这些问题，国内学者们在基础数据和信息的采集上基本采取了“自救”的方式，自行向有关的政府部门和其他研究对象获取一手信息资料。[63]研究者亲历信息和数据采集的全过程当然可以加深他们对研究对象和数据本身的理解，减少数据采集层面的错误率。与此同时，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这种特殊关系对研究成果可能会产生微妙的影响。尽管我们尚未进行任何个案考察，我们也相信从事法律经济学实证研究的学者的自律，但可以预见，与被研究对象和中间介绍人的人情约束和对未来研究可持续性的预期，都可能会削弱研究者对材料进行忠实解读的可能性。从基层法院获得了第一手诉讼和审判材料和数据的研究者可能很难会对这些法院的法官素质或是办案方式提出尖锐的批评或是提出可能削弱这些法官利益和权限的公共政策。

与此同时，笔者并不认为中国的法律经济学研究者应该在上述困难面前知难而退。法学家对计量经济工具和其他社会科学实证工具的使用仅仅是法学研究的一种方法，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辅助方法。因此，我们不宜因为计量研究自身的有限性和外部制度的进一步限制而全盘否定其对法学研究的价值。此外，在使用这些研究工具时，法学家也不同于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法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规范性、解释性和应然性的研究。”[64]而且，法院、政府等法律机构在作出决策时，受到信息、时间、资源和专业知识的限制，总需要面对实证问题上相当程度的不确定性。[65]因此，对中国学者而言，法律经济学计量研究的上述限制和不确定性与其巨大成本之间的矛盾在中国这样的转型社会中尤为突出。对当今的中国法制建设和法律实证研究而言，强调研究方法本身的技术性也许并非最紧迫的任务，培养从社会现实中发现研究对象的问题感与遵循学术规范和透明度前提下的创造性也许是更为紧迫的价值和目标。

三、法律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对中国法律经济学国际化的特殊意义

以苏力为代表，关注实证研究的法学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强调发掘法学研究的本土资源，方式之一就是将目光投向中国的现实生活，对法律现象进行实证研究。[66]法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地方性的事业，其有效性及合法性根植于一个法域的地方性制度环境及其文化和生活传统之中，发掘法律研究的本土资源自是不可怠慢的使命。法律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在美国和欧洲学术界的发展轨迹也证明了这一研究路径对本土化法律现象的解释力和预测力，其研究成果通过立法、司法和行政监管行为影响了法律制度的修订和发展，笔者对此价值不再赘述。然而，学者的另一使命是和本土社会之外更广泛的学者群甚或是更广泛的受众对话，让本土之外的社会了解中国社会，吸纳本土之外的观察和意见，丰富整个世界的智识。

当代中国的法学研究理论和方法大部分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舶来品。法律经济学的实证研究更是如此，无论是案例研究还是计量研究，基本上都是在套用美国现存的法律经济学理论框架和模型来解释中国的法律现象。由于知识结构和语言的原因，中国法学家一直停留在美国法律经济学的对话之外。在笔者看来，法律经济学的实证研究恰可以成为中国学者进入国际学术舞台的一个切入点。

法律经济学实证研究工具和价值追求的普适性为这种对话和沟通提供了可能性。从基础微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到新制度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博弈论等，中外学者使用的理论框架和工具并无二致。我国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知识结构和在国际学术舞台上角色的变化对此有很大启发。

在过去的十到二十年中，我国经济学，特别是微观经济学教科书内容和研究路径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已经通过使用经济学这一世界语言讲述中国故事而登上了国际学术舞台。法律研究和学术论文自然比经济学的论文写作面临更大的地方性知识的挑战。面对世界上最大也最具影响力的法律经济学研究市场，也就是美国的法律经济学界，中国法律研究学者如果能够娴熟地运用法律经济学的实证研究理论框架和工具对中国的法律现象进行观察和解释，至少会大大增加中国学者进入这一市场、参与对话和交流的机会。与此类似，继卢西恩·拜伯切克（Lucian A. Bebchuk） 1985年被哈佛大学法学院任命为助理教授，美国几乎所有的精英法学院里都出现了以色列法律经济学家担任教职的身影。[67]此外，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阿瑞尔·博拉（Ariel Porat）长期担任美国法和经济协会（American Law and Economics Association）的董事会成员，频繁地在美国顶级的法律评论上发表法律经济学论文，并创办了美国之外最优秀的法律经济学英文期刊《法律理论探索》（Theoretical Inquiries in Law）。[68]

与此同时，外国的制度安排为从事实证研究的美国法律经济学家提供了全新的学术资源，产生了一流的学术研究成果。哈佛大学法学院的马克·拉姆斯瑞尔（Mark J. Ramseyer）教授对日本法律制度进行的法律经济学理论和实证研究即是一例。[69]罗伯特·库特（Robert Cooter）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财产制度研究[70]也是这一领域的经典作品之一。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和社会转型为美国从事法律经济学研究的经济学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造就了一批年轻的世界级经济学家，安德鲁·施莱弗（Andrei Shleifer）及其长期合著者罗伯特·维世尼（Robert W. Vishny）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中国的经济和社会转型没有先例可循，不同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转型模式，提供了全新的问题和资源，对类似或共同话题的探讨理当成为中国学者进入法律经济学国际对话的一条通道。在美国接受了严格的西方经济学训练的中国经济学家们对这一本土资源进行的实例研究和理论抽象，有效地证明了中国学者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对话，推动了中国经济学学术研究和教育的严谨性，对所论及的具体经济制度也产生了持续的影响。以林毅夫为代表的一批中国经济学家凭借将中国问题置于普适经济理论中进行分析，首次真正进入了国际经济学界。从事法和社会学研究的季卫东和刘思达分别在日本和美国第一流的大学获聘教职[71]，并活跃于法和社会学研究的国际舞台，再次证明了这一路径的可能性。

当然，中国学者也可以把案例研究或计量研究的方法纯粹当做工具，尝试对受众范围更为宽泛的美国法律问题进行分析，直接测试具有普适性的理论框架和理论预设。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张永健对纽约市房屋征收赔偿进行的计量实证分析，直接针对国家强制征地的补偿水平一般会低于通过市场谈判购买土地的补偿水平这一普遍假说，在从事法律经济学财产制度研究的学者中引起了相当的关注。[72]这样的研究获得的反响会更大，但也对学术储备和研究构建能力提出比较高的要求，但也许可以通过与美国一流的经济学家、法学家的合作来解决。

四、结语

十年前，美国法律经济学界发生的一个事件被科斯称为“非同寻常的不约而同”（an extraordinary coincidence）：发表在同一期《法律研究杂志》的三篇文章均针对一篇文章提出批评，该文在产业组织理论领域被大量引证和追随。[73]三篇文章以各自的实地调查和访谈为基础，均指出该文所分析和作为立论基础的事实并不存在或与实际情况基本不符；同年，另外两份权威杂志提供了进一步的事实证据，且五篇文章作者的调查工作均是独立分别进行的。[74]这场争论至今没有定论，但它有力地警示了在研究中对事实进行调查和验证的重要性，科斯在文中也指出了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结合的必要性，这一历史片段同样有助于在十年后的今天思考中国法律经济学研究的现状和未来。正如开篇所提，在这一领域内谈及实证似乎有同义反复之嫌；因为，几乎就不存在“非实证”的法律经济学。但在今天的中国重申实证研究对这一学科发展的重要性却几乎是历史的必然：法律经济学进入中国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基于对中国法理学和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反思和批评，而这两个领域都比较缺乏实证研究的传统和规范。因此，在对我国近二十年来法律经济学实证研究发表作品简略评述的基础上，本文希望开启对这一研究领域的反思；通过廓清法律经济学实证研究中截然不同的两个学术传统和两套规范，协助构建一幅更为清晰的前行路径图。但廓清路径的目的不是要产出“八股文”，更不是为新一轮的“划地盘”提供依据。相反，每个研究者都有选择不同的研究方法的自由；而且，我们对不同方法的尝试应当报以宽容和开放的心态，理应磨砺案例研究的利器，关注和鼓励萌芽中的中国法律经济学计量研究。因为学术活动的本质和独特生命力恰在于研究者观点和方法的不可预见性和多样性，学术界个人选择和研究方向的衍化也体现了哈耶克所称的“自发秩序”。而且，这一自发秩序的边界已经远远超过了一国的学术范围。法律经济学的实证研究为中国学者培养国际性的学术视野，真正参与法律经济学的国际对话和合作提供了一条可能的道路。

与此同时，创新的学术研究需要研究者对不同研究工具的价值和限制了如指掌，学术规范的建立也能为学术讨论和批评提供粗略的参照系，提升学术交流的质量。在尝试实证研究方法中，特别是在使用计量研究的过程中，对其本身的限制保持警醒，坚守研究的规范性和透明度。实证研究本身是开放性的研究，因为研究对象是客观存在的，并非某一学者的独创，也没有任何一个学者能对研究对象造成垄断，而任何其他的研究也有可能运用同一套分析工具对整个研究过程进行验证。因此，为验证和批评提供便利是法律经济学实证研究本身的构成部分。但批评者应当习惯不将研究者关于研究成果有限性、缺陷和未来完善方向的陈述视为“小辫子”，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学术批评和互动恰可能使中国学者适应和主动参与美国法律经济学研究成果的讨论。

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从未如此开放、全球化程度从未如此之高的时代，在从事法律的学术研究和教育中，我们理应具备应对国际化挑战的信心和胸怀。对黄土地的热爱和关注不需要让我们羞于展示我们的国际视野，因为中国的未来也是世界未来的一部分，甚至正在对世界的未来产生举足轻重的作用。例如，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已经被普遍认为是影响人类未来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而中国本土的法律制度和其将在国际法律体系中承担的义务是塑造这一全球性法律制度未来的关键因素。又如，中国农村集体土地制度的未来对于土地财产制度理论、征收理论等法律经济学财产理论等都将构成精彩的挑战。学术本身是人类共享的财富，今天的中国社会是人类社会最动人心魄的篇章之一。我们不应轻易放弃将中国作为世界一部分进行研究的努力，尽管语言和知识背景的差异都是需要我们加倍努力逾越的障碍。也许，法律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就是连接东西方法律研究世界的一条“丝绸之路”。

注释:

[1]William M.Landes and Richard A. Posner,“The Influence of Economics on Law： A Quantitative Study”，36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385 （1993）．法律经济学在美国之外也已生根开花，特别是以色列和一些欧洲大陆国家。但有鉴于美国在这一领域处于研究和教学的绝对主导地位，本文将国外研究状况的讨论范围限于美国。

[2]参见罗伯特·D．考特（Robert Cooter）、托马斯·S．尤伦（Thomas Ulen）:《法和经济学》，张军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蒋兆康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罗宾·保罗·麦乐怡：《法与经济学》（中译本），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罗伯特·考特、托马斯·尤伦：《法律经济学》（中译本），施少华等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及其《波斯纳文丛》，苏力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3]较早的介绍性书籍参见张乃根：《经济学分析法学—评介及其比较》，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周林彬：《法律经济学论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钱弘道：《经济分析法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4]对中国法律经济学研究的评述参见黄立君：“近十年国内法经济学研究评述”，载《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史晋川：“法律与经济学—回顾与展望”，载《浙江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同时参见冯玉军主编：《中国法经济学应用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自2006年起，浙江大学出版社还出版了史晋川主编的《法律经济学博士文丛》。

[5]浙江大学、中山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山东大学等法学院都设立了专事法律经济学研究的中心。

[6]参见史晋川：《法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魏建、黄立君、李振宇：《法经济学：基础与比较》，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7]参见钱弘道、黄立君等。苏力：“社会转型中的中国学术传统—《法律和社会科学》发刊词”，载《法律和社会科学》（第1卷），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周林彬：“中国法律经济学的实务研究问题”，载《学术研究》2006年第10期。周林彬：“中国法律经济学研究中的定量分析问题”，载《制度经济学研究》2007年1月。

[8]参见苏力：“海瑞定理的经济学解释”，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以及“关于海瑞定理Ⅰ”,载《法律和社会科学》（第4卷），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张维迎、邓峰：“信息、激励与连带责任—对中国古代连坐、保甲制度的法和经济学解释”，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丁利：“核实技术、激励与举证责任配置”，载《中外法学》2005年第4期；凌斌：“界权成本问题：科斯定理及其推论的澄清与反思”，载《中外法学》2010年第1期；艾佳慧：“‘禁’还是‘不禁’，这是个问题—关于‘禁放令’的法律经济学分析”，载《中外法学》2007年第5期。

[9]该刊物的第4卷即是法律经济学专号，大多数文章为实证研究。

[10]例如，王娇、赖正均：“实证研究在法经济学分析中的运用现状探析”，载《法制与社会》2008年第11期。此外，文礼均：“司法的经济学分析：研究综述”，载《知识经济》2010年第1期，涉及对司法研究领域的法律经济学实证研究的述评。

[11]例如，王赢、侯猛：“法律现象的实证调查：方法和规范—‘法律的社会科学研究’研讨会综述”，载《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12]感谢艾佳慧指出本文评述著作登载期刊范围可能过于狭窄、存在一定随意性，这将是笔者日后就这一问题深化研究的方向之一。同时，鉴于法和经济学计量研究在中国的普遍缺乏，而这恰是本文评述的重点，笔者在本文中提出的基本观点和结论暂不会因评述期刊范围的调整而需要作根本性的修正。

[13]例如，科斯在其诺贝尔经济学奖主题发言中批评当时美国的经济学《研究的是经济学家脑子里而非地球上的制度》（“what is studied is a system which lives in the minds of economists but not on earth ”），参见Ronald Coase, “The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of Production”，收录于Essays on Economics and Economist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 pp. 3-14。波斯纳也批评了对已有理论著述（“literature”）进行修订、完善和批判的研究思路，倡导以问题（a problem）为中心、广泛使用各学科的研究理论和工具，参见他对贝克为法律经济学所作贡献的评价：Richard, Posner： “Gary Becker’s Contributions to Lawand Economics” ,Th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 22, No. 2（Jun.，1993），pp. 211－215。

[14]白建军：“论法律实证分析”，载《中国法学》2004年第4期，及其白建军：《法律实证研究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5]美国法律经济学界对“empirical legal study”这一用语的理解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李·爱泼斯坦（Lee Epstein）教授等人主张广义的理解，包括任何涉及真实世界法律数据的研究，不一定运用统计和计量分析工具，数据的采集范围和数量也不必庞大；而狭义的理解是对大量经验数据的统计和计量分析，涉及从具体数据中归纳出一般性结论的专业研究方法，具体参见Lee Epstein and Gary King, “ The Rules of Inference” , 69 U. Chi. L. Rev. 1 （2002）。

[16]反映这一趋势的代表性法律专著之一是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 : Behavior Law and Econom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关于从心理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两个不同的角度进行法和经济学研究，可参见两位法和经济学家之间的对话：Richard Epstein＆Oren Bar-Gill, Consumer Contracts: Behavioral Economics vs.Neoclassical Economics, NELLCO, 2007，available online at.. http://http://www.zjjv.com//.cn/News/2010520/2010520115029983c.htm，最后查阅日期：2010年6月7日。

[61]参见王全宝：“统计局官员称统计造假现象严重GDP政绩化”，载《中国新闻周刊》2010年6月9日。

[62]汪劲主编：《环保法治30年：路往何方—中国环保执法（1979-2009）问题研究》（未发表报告）,2010年4月，第62页；笔者存档备查。

[63]上文提及的关于司法制度的计量分析文章全部基于研究者自行收集、标示和分类的数据。

[64]参见哈佛大学法学院两位在国际法和行政法、法律解释领域极力推崇法律经济学及其他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学者对于计量研究的质疑, Jack Goldsmith, Adrian Vermeule,“Empirical Methodology and Legal Scholarship”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Vol.69, No. 1 （Winter, 2002），pp. 153-167 。

[65]同上，第154页。

[66]参见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67]例如，纽约大学法学院的Oren Bar-Gill、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Omri Ben-Shahar、南加州大学的Ehud Kamar。

[68]参见特拉维福大学法学院官方网站上的信息，载http://http://www.zjjv.com///til/，最后查询日期：2010年7月9日。

[69]Mark J. Ramseyer著述颇丰，这方面的代表作有“Universal Health Insurance andthe Effect of Cost Containment on Mortality Rates : Strokes and Heart Attacks in Japan”，6Journal of Empirical Legal Studies 309（2009），（co-author with Eric B. Rasmussen,Measuring Judicial Independenc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Judging in Japan（University ofChicago Press 2003） , Talent Matters, “ Judicial Productivity and Speed in Japan”（未发表草稿），载http://papers. ssm. com/sol3/papers. cfm? abstract-id =1548672。

[70]Robert D. Cooter. “Inventing Market Property : The Land Courts of Papua New Guinea”，Law ＆ Society Review 25. 4（1991）：759-801. Available at : http : //works.bepress. com/robert_cooter/42.

[71]季卫东教授于1990年获聘日本神户大学副教授,1996年升任教授，见上海交通大学官方网站, http://www. sjtu. edu. ca/teachers/2009/1104/article-279. html；而刘思达于2009年获聘美国社会学研究排名第一的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社会学系助理教授，见该校社会学系官方网站:http://wisc. academia. edu/sidaliu。上述网站的最后查询日期均为2010年7月10日。

[72]Yun-Chien Chang（张永建）, “An Empirical Study of Compensation Paid in Eminent Domain Settlements : New York City”，1990-2002,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The Journal ofLegal Studies, Vol. 39 （January 2010），该文也在2010年美国法律经济学年会上宣讲，参见该协会官方网站：http://www. amlecon. org/2010_prograrn. pdf，最后查阅时间:2010年7月5日。

[73]Benjamin Klein, Robert G. Crawford, ＆ Armen A. Alchian, “Vertical Integration,Appropriable Rents, and the Competitive Contracting Process”，21 J. Law ＆ Econ. 297（1978）．

[74]参见Ronald Coase, “The Conduct of Economics: The Example of Fisher Body and General Motors”，Journa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Strategies, Vol. 15, issue 2 （2006），pp.255 -278。这场争论的对象是对通用汽车公司收购Fisher Body的不同经济学解释。自1978年的一篇论文首次用这一案例来论证垂直整合（vertical integration）实际被用来减少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专业化引致问题的合理性以来，这一案例成为这一领域历史上引证率最高的例子，见Robert Freeland, “Creating Holdup Problem Through Vertical Integration”,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43, No. 1, April 2000, p. 34。该文作者对批评的回应和后续文章见Benjamin Klein, Robert G. Crawford,＆Armen A. Alchian, “Vertical Integration，Appropriable Rents, and the Competitive Contracting Process”，21 J. Law ＆Econ. 297（1978）；Ben-jamin Klein, “Vertical Integration as Organizational Ownership: The Fisher Body-General Motors Relationship Revisited”，in The Nature of the Firm: Origins,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213（Oliver Williamson＆Sidney Winter eds. 1991）；and Benjamin Klein, Contracts and Incentives: The Role of Contract Terms in Assuring Performance. in Contract Economics 149 （Lars Werin ＆ Hans Wijkander eds. 1992）。

出处:《法律和社会科学》2010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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