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瑞:乡村问题如何“惊扰”了中国社会科学

2013 年 11 月 30 日5140

【摘要】乡村现实问题和有关乡村研究的理论问题，共同组成了吸引学者们关注、思考乡村社会的基本动因。学者们要么出于对现实问题的关切而参与到对乡村的研究之中，要么由于乡村作为中国社会的一块巨大的存在而使诸门社会科学理论与思考不得不将之纳入考察范围。这些问题对有着自身边界的社会科学具体学科而言无疑是一种惊扰，这种惊扰既表明了中国社会科学诸门学科在当今中国的一些尴尬处境，也表明了包括乡村问题在内的中国社会实践对于中国社会科学诸门学科的需求和期待，期待它们呼应并解答这些问题。因而考察乡村问题与一些社会科学具体学科之间的互动或纠结关系，分析乡村问题对于中国社会科学的这些惊扰，可使我们对中国学术的当下使命有更加具体的认识。

【关键词】乡村问题；乡村研究；社会学；人类学；中国学术

【中图分类号】C91-0；C912.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4997（2013）05-0059-15
收稿日期：2013－10－9
作者简介：李德瑞（1980-），湖北十堰人，社会学博士，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研究方向：政治社会学与乡村治理。
基金项目：本文为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2009年度中国深度研究跨学科学术工作坊项目（项目编号：IAS-FudanXSGZF09005）的部分成果。

引言

乡村问题，既指中国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乡村的现实问题，又指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思路和学者们总结提炼出的有关乡村的理论问题。乡村现实问题和有关乡村研究的理论问题，共同组成了吸引学者们关注、思考乡村社会的基本动因。之所以说是惊扰，乃是因为，学者们要么出于对现实问题的关切而参与到对乡村的研究之中，要么由于乡村作为中国社会的一块巨大的存在而使诸门社会科学理论与思考不得不将之纳入考察范围，而将乡村问题纳入思考范围之后的相关研究，便多少会遇到一些调适或修改原有理论框架与分析逻辑的问题。所以，这对各门社会科学的专业研究而言，可视为一种惊扰。不仅惊动了学者对乡村问题进行关注和思考，而且还促使他们将乡村问题这一变量纳入考察范围而重新加以思考，甚至需要调整既有观点与判断。反过来，这些学科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也得以在中国乡村这片天地中操戈演练、大展拳脚，并开拓出许多富有启发性的理论洞见和颇具生命力的研究领域来。

20世纪晚期以来中国大陆乡村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问题导向且多学科参与。问题导向的现实原因在于，自1990年代以后，中国乡村问题频出，以致到世纪之交，三农问题成为全社会的关注焦点。中国乡村问题的现实与历史，吸引了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以及法学、历史学等学科的众多学者从各自不同的学科背景和理论视角进行观察、思考与探索。而由于中国社会科学的学科划分、专业建制，都是复制西方社会科学的既有模式而确立的，当这些专业化的学科移植到中国社会之后，尤其当它们面对并非如西方社会那样规整和均质的中国乡村社会时，它们也需要解决与中国社会的实践发生接触和真实互动的问题。

因此，中国乡村研究在与各门学科的互动过程中始终面临着一个问题，即具体的研究、特定的学科与整体的中国关怀、中国社会科学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体现为乡村研究的问题导向与学科进路的研究之间所存在的张力：乡村研究是一个杂家领域，它可以为多学科介入，却不能被某一学科所完全囊括；各种学科视角与理论方法都可以在这里演练一番，却又都难以对乡村问题作出完整解释。

学科进路研究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乡村研究只是为了回答学科发展脉络中的问题，来自乡村的经验材料只是帮助学科理论达致完善的填充物，这会造成对中国（乡村）社会的碎片化认识，也会屏蔽掉许多不为学科所注意的关键性问题，从而难以获得对于中国（乡村）社会的整体理解和把握。问题导向的乡村研究，可依据实践当中问题本身的逻辑而向前探索，并有望以厚实的经验感悟来破解既有社会科学理论中的诸种迷思，但也有可能受局部的经验所限，从而难以达到理论提升之目的。这些问题和张力提醒我们在中国乡村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之间，既要打破界限又要强调学科，既要秉持整体关怀又要注重微观经验研究，既要注重理论提升又要与社会实践保持密切而良好的互动。

实现这种学术目标的一个可能的途径，是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考察乡村问题与社会科学具体门类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它们与中国社会实践和变化进程之间的互动关系。即我们可考察乡村问题本身的演化、中国社会急剧变迁的实践及对之研究的现实需要，是怎样吸引着学者们的研究与思考，这些研究又是怎样推动着各门学科领域研究的深入及不同学科之间的互动与影响的，在此过程中学术是怎样和当下的中国社会发生相互作用的。

本研究即是对中国乡村问题及其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的一些学科之间丰富多彩的互动关系所进行的考察。本文将以社会学和人类学为例，来分析乡村问题及其研究需要是怎样吸引了学者们的思考与探讨，并怎样促使了各学科专业研究者的反思或不满①；不同学科之间又是怎样在乡村这块领域进行交叉互渗影响，进而又是怎样以自己的理论资源参与对社会实践的思考；在面对急剧变迁社会中的现实问题时，各学科又面临着什么样的共同问题。②[1]

一、乡村研究带给社会学的惊扰与诧异

乡村社会作为中国社会的大部分现实，乡村研究本应是中国社会学的重要一块。然而自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除了1980年代费孝通所引导的对乡村问题（以小城镇建设为主要内容）的一些探讨，乡村问题甚少成为社会学的主要关注对象，中国社会学也很少从内在精神气质上受到乡村问题的影响。③鉴于此，本文就主要以农村主位、问题进路的乡村研究为例来展开这种互动关系的考察。④
农村主位、问题进路的乡村研究是指，研究中以乡村问题为切入点，强调乡村研究中的中国关怀，强调学术研究中的农村主位和中国主位，对当代中国的处境怀有较为明确的现实感，以解决中国和乡村的实际问题为研究之基本出发点，并重建以中国农村为主体的社会科学为目标和最终旨归。

从研究视角、方法和所凭借的理论资源来看，农村主位、问题进路的乡村研究是以社会学为主要学科依托和基本方法的研究。因而这也是与实践当中的乡村问题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个研究理路。由于这种研究进路（或者说研究方式与方法）给社会学（尤其是农村社会学）带来的诧异和惊扰最多，所以，关于乡村研究的批评，针对这一进路的最多，而且最多的也正是来自社会学界（尤其是其中与农村社会研究相关的一些学者）。

这是一种研究思路对另外一种研究思路所产生的惊扰，与乡村现实问题对学科当中的学术研究所产生的惊扰稍有不同。因此，为了能够更加深入地剖析乡村问题之于社会学的惊扰，通过分析这两种不同取向、不同进路的研究之间所形成的诧异与错位，以及由此所引起的惊扰、批评与争论，可能更便于论述清楚。因此我们可先对此种进路下的乡村研究略加回顾和分析，然后结合学界的一些批评与争论，对强调农村主位的乡村研究与社会学（尤其是农村社会学）研究之间产生的诧异与错位进行分析，从而展现乡村问题给中国社会学所带来的惊扰，以及农村社会学所面临困境与机遇。

（一）农村主位、问题进路的乡村研究

问题进路的乡村研究，最初主要是源于研究者直觉地意识到要悬置理论并关注乡村社会（及中国实情）本身，而后较为初步地提出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然后又在研究实践中逐步深入地进行农村政策基础研究。通过对这一研究思路的回顾，我们可看出其内在的关怀与方法论特点。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颁布实施后，全国范围内的村委会选举大规模展开。这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深入农村进行选举观察和实地体验的机会，也成为促使一批研究者调整研究视域、进行更为深入和细致的乡村社会与政治研究的契机。因为村委会选举首先是一个焦点性事件，它可使那些一直处于潜伏状态的诸种关系都显现出来，但同时，选举又不只是场面上的那些东西，透过选举不仅可以看到村委会选举是什么状况，而且还能够看出村委会选举为什么是这种状况。这使得研究者力图由对农村政治性焦点事件的关注转向对非仪式化的平静乡村日常生活形态的理解，进而不仅希望知道村委会选举在乡村社会中如何展开，更希望能理解村委会选举为何会这般地而不是那般地在乡村社会展开，从而理解诸如村民自治制度进入不同乡村社会的过程、机制及其后果。[2]而村民选举这一乡村政治实践和学者们纷纷进入乡村展开观察与研究的学术氛围与现实状况，则是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这一学术理念产生并亮相的时势背景与社会环境。

2001年在湖北荆门举办的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学术研讨会，是这一研究理念的首次亮相。这次会议系统讨论了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的内涵、意义，研究的规范、方法，以及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的现实状况等问题，并达成如下认识：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的实质是从农村内部研究农村，将农村当作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真正理解和把握中国农村的现状与特点，从而为农村发展提供有用的理论基础和学术支撑。其意义在于，乡村社会性质理论是一切有关农村研究的基础理论，对事物性质的认识是把握一切事物的前提性认识，有了这种基础性认识，许多理论上的难题可望得到解决。乡村社会性质研究开辟了新的理论空间，由于乡村社会性质研究明确提出自己的学术立场是立足于农村内部来提出问题、研究问题，这种新的学术视角为自己营造了新的学术空间，从而为理论创新带来了极大的可能性。 [3]

此主张的首倡者和主要实践者贺雪峰，曾以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提纲、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的方法、立场与策略[4]为题，阐述了关于乡村社会性质研究的一些基本设想和目标导向。例如贺雪峰所著《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一书结语部分的《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提纲》中，他对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的立场做了如下定位：

坚持问题导向，不追求理论本身的完整。具体地说，在对乡村社会性质的研究中，需要在保持对农村现实足够敏感的基础上，进行深入持久的农村调查，从而在建构对农村政治社会现实的理解体系时，形成一系列中观层次的范畴，并为最终形成理解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的理论体系作出准备。在形成系统理论前，这一研究具有两个相互联系的突出特点：第一，直接切入问题的实质，不以既有理论来阉割现实；第二，将研究视作一个过程，不追求中间阶段研究结论的一致性，保持研究本身的张力。因此，以现实问题为导向的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提供出来的大都不是逻辑体系，而是对理解乡村社会有所助益的启示。[5]
在随后的研究中，贺雪峰等人逐渐意识到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的提法太抽象且缺乏操作性，为了在认识到中国乡村区域非均衡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研究，贺雪峰等人以大量的农村调研为基础提出了农村政策基础研究的切入路径。鉴于在不同类型村庄，同样的农村政策会导致相当不同的政治社会现象，这些相当不同的政治社会现象并非杂乱无序地发生，而是有内在规律地发生。这种规律既表现在同一个具体农村政策会在同一类村庄产生一系列相互联系的、有规律发生的政治社会现象，也表现在不同的农村政策在同一类村庄实践后果的规律性关系[6]这样的认识，农村政策基础研究力图透过自上而下、自外向内的政策、法律和制度对乡村社会的进入差异来理解乡村社会本身，并进而去探讨政策制定的问题。即专注于研究中国农村本身是什么，不同时期不同农村政策在不同类型农村实践后果不同的原因是什么，通过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关于中国农村本身状况及其内部结构的研究领域，来沟通以对话为主要特点的理论研究和以总结论证实践经验为特点的政策研究；既从关于中国农村的理论研究中获得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又从政策研究中获得资料，从而为农村政策研究提供理论基础。⑤[7]在展开这些研究的同时，贺雪峰还带动了一批乡村研究者，通过多种途径，从不同角度展开对于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和农村政策社会基础的研究。除2001年的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学术研讨会之外，他们还从2003年起至2006年连续举办了四届农村研究方法高级研讨班，2007年也进行了农村研究方法座谈会，⑥并同步展开相应的农村调查和主题研究。⑦[8][9][10]

在这一不断探讨与探索的研究过程中，问题进路的乡村（治理）研究，对乡村社会及其相关的治理问题，从研究内容和对象上来看是不断的拓展和深化。如贺雪峰本人从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到农村政策基础研究，再到农民价值研究的逐步推进。[11]而就这个研究群体来说，从研究转型时期的乡村社会，到提出乡村社会正发生着巨变、处于一个巨变时代，⑧这些提法的变化也表明了他们研究的深入。而在研究方法上，他们也不断地推陈出新，除了提出区域比较的研究视角和方式外，他们还提出村治模式研究、以关键词来切入的村庄类型与性质研究、农民行动单位研究等。而新近以贺雪峰为主编所推出的《中国村治模式实证研究丛书》，则是他们在区域比较视野下展开村治模式研究的一次集体尝试。

强调农村主位、问题进路的乡村研究，希望通过具体问题的切入以理解作为整体的农村社会乃至中国社会，至少要了解中国农村的大部分状况，即理解80%中国农村的80%的现象，[12]从而期望一方面对中国农村发展及涉农政策的制定与推行产生正面影响或信息反馈作用，另一方面在关于中国乡村和中国发展问题的学理认识上得以提升，形成有关中国经验的贴切认识和本土化的中国社会科学。不难理解，行走于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中间地带的这一研究进路，力求对学术理论和政策实践都产生促益，并希望以这条中间道路开拓出更大的乡村研究探索空间。

在研究方式方法上，这种进路的研究注重在场体验和田野调查的现场感。如贺雪峰在关于集体调查的总结中即论述了这种研究方式：所谓‘集体调查，就是多人汇聚一处，边调查，边讨论，白天分散调查，晚上集中讨论。集体调查不仅可以防止单点调查的以偏概全，而且有助于在调查现场激活灵感、扩展视野、形成共识。⑨虽然贺雪峰在此强调的是集体调查对激活灵感、扩展视野、形成共识的积极作用，他尚未对多人集中于调查现场所产生的那种在场效应及其方法论意义展开阐述，但这其中所包含的运用在场原则来进行研究的学术理路和方法探索，是一种值得进一步实践的研究方式。

因为，这种研究方式可使通过译介而来的中国社会科学，对中国自身、中国乡村内部的现象与问题保持敏感，尽可能避免用既有理论框架来切割现实，从而有望在经验积累的基础上，产生对中国社会的整体认识，并形成一套与中国社会相配套的理论解释与概念体系。而只有我们以一种在场的体验去理解和表述某个事物时，我们才可能在语词之外去体察、领悟和捕捉到那些细微而灵动的方面或真正重要的社会变化脉搏及其差异。[13]

需稍加说明的是，问题进路的乡村研究并非全然是把乡村当作一个有问题的对象来加以研究和考察，而是包含着一种不受学科边界所约束的研究进路和学术追求。应该说，问题进路的乡村治理研究，其最值得认可的方面，就是它所内含的方法论意义。即对于中国乡村和中国社会的认识，它有望打破现有社会科学各门学科的门户之见、在一定程度上纠正目前这种对乡村问题和中国社会认识的碎片化倾向，从而可能形成有关中国乡村和中国认识的整体视野，所以它在破除学科边界之局限和视野之束缚方面具有特别的意义和学术生命力。从目前的状况看，问题导向的研究进路虽非成熟，却甚为有力地推动了研究的发展，其最大的贡献在于将研究坐标定位于乡村本身，使基于乡村主位的政治思考与学术探讨开始出现。⑩

不论如何，农村主位、问题进路的乡村治理研究在以一种较为另类的方式展开乡村研究，并进行着较为集中的学术演练（从相关著述、文章的密集产出即可看出这点）的同时，也因对乡村现实问题的敏感和及时把握而推动了乡村研究乃至中国社会科学的深入思考。

（二）从学术争论看乡村研究与社会学之间的诧异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研究，除了在1990年代末学界围绕村民自治的民主价值而引发的争论外，[14]在乡村政治研究向范围更广的乡村研究转向（或者说拓展）过程中，也引发过多次较为集中的批评与争论。与围绕村民自治的那场争论稍有区别的是，后面几次关于乡村研究（或乡村政治研究）的争论，大都是从学术研究层面来展开的。通过这些学术批评与争论，我们可以对乡村研究与农村社会学之间的诧异与错位有更为直观的了解，也能够更具体地考察和分析乡村问题与社会学这门学科之间的互动关系。

学界对于乡村（政治）研究的^***正式的批评，来自应星2005年发表的文章《评村民自治研究的新取向以选举事件与村庄政治为例》。 [15]应星在这篇文章中以仝志辉所著《选举事件与村庄政治》[16]一书为例，展开了对他所指称的华中乡土派的批评。应星在肯定华中地区一批可称之为乡土派的学者所做出的努力将村民自治的研究重心从民主问题转向治理问题，从村庄自治的外生价值转向内在机制的同时，通过追问乡村研究究竟是需要‘野性的思维，还是需要‘社会学的想象力，指出乡村研究存在有朴素经验主义的倾向，并会构成中国社会理论建设的障碍。而对这批学者期许自己能够形成一个关于村治研究的独特学派，其源自田野的村治概念体系不仅可以成为一副不同于西化理论的有色眼镜，而且是一副较那些西化理论更为适宜、深刻、有用的眼镜这一学术目标，应星也提出了自己的质疑和批评。

随后，被称为乡土派的一些学者，以《村治研究的路径与主体》[17]一文作出回应。在这篇回应文章中，这批学者在反思的基础上，梳理出华中乡土研究派从村民自治研究到乡村治理研究的学术理路，尤其对应星文章中所批评和质疑的反西方、反理论诸问题进行了回应。他们指出，当下的乡村治理研究，应该提倡以经验研究激发学术灵感，以问题研究带动社会透视，以学理积累服务农村发展，并进而亮出以田野调查为基础，‘三农问题为指向，乡村治理为内容，农村发展为目的和问题主位、村治主位、中国主位的学术主张。[18]从一定程度上说，通过这次学术批评与争论和这篇回应文章的阐述，使得这批研究者在后续以问题进路展开乡村治理研究的过程中，变得目标更为明确，学术关怀更加自觉，方法上也更加多元。

关于乡村研究的第二次较为集中的学术批评，来自赵旭东于2008至2009年间连续发表的几篇文章和与之相关的会议发言。在这些著述中，赵旭东除了对乡村政治研究的一些作品作出具体的评析外，还着重对乡村政治研究当中使用频率甚高的治理概念提出了拷问，对它被不加反思地接受下来并广为应用的情况提出了批评。赵旭东指出，地属华中的这部分以政治学研究为依托的乡村研究学者，在由先前的自治（村民自治）转入到治理（乡村治理）的研究时，不加反思地接受了治理这一概念并将其应用于中国乡村社会与政治的分析，不仅如此，在这些研究者的眼里似乎并不值得对这两个词汇的词源学作些谱系学的考察，反倒只是认为是一种极为自然的学术旨趣的转变。[19]因而，他认为乡村政治研究主题由自治到治理的转变是某种误读的结果。[20]不过，赵旭东未曾注意到的是，对华中这批最早进入村民自治研究的学者而言，在他们的研究正需深入和转化之时，‘治理概念为他们提供了机会，为他们从较为单一地关注农村‘自治与‘民主这些颇带有几分理想主义和宏大关怀的政治学视野当中突破出来并打开一片更为广阔的农村政治研究天空提供了契机，也为他们转变后的纵深研究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视角、思路乃至表述上的便利。[21]因此，在华中乡村研究者这里，由自治到治理之间的逻辑转变，不是从字面上所理解的那种是两个差异极大的概念之间的转变因此不对之进行词源学与谱系学的考察，研究便难以有效进展下去而是一种研究视域扩大、研究范围拓展、探讨进一步深入的转变。由自治转向治理的原因在于，治理这个词更能够表达他们在进行了村民自治研究后力求超越原有研究局限并想要进行更深、更广层面研究的需求。产生这种需求的原因在于，他们在村治实验与田野调查的经验中意识到，在诸种乡村政治实践活动中，非制度文本的、经济与社会乃至文化层面的因素，在隐约中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22]一如有评论者所说：对华中学者们来说，在1990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当中具有重大影响的‘治理这一术语，为他们超越政治学的学科限制而对农村社会作更多更深入的研究打开了一片更为广阔的天地。华中学者们转而采用‘治理这一概念，以便于揭示说明非正式的权威和社会力量，意在较之前的‘村民自治研究具有更大的包容性。[23]

因而，由自治到治理的转向，是华中乡土派的学者们（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沿着问题进路来展开乡村研究的一个外在标志。而在这些外化的语词背后，是问题进路的乡村研究那种以问题（有社会现实层面的问题，但更有学术研究层面的问题）为导向，沿着经验的逻辑不断往前探索的研究实践，以及通过此种研究实践来深度认识中国乡村基层社会的学术努力。

对于乡村研究的另外一次学术批评，来自陆益龙《超越直觉经验：农村社会学理论创新之路》[24]一文。这可视为是一位农村社会学专业研究者对乡村研究提出的批评。在这篇文章中，陆益龙在恪守农村社会学是社会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之学科边界的基础上，从农村社会学的学科视角出发，对农村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取向和经验研究的过密化状况进行了批评与探讨。通过分析问题取向的研究将农村预设为问题社会的倾向，以及经验研究的过密化和过于依赖直觉经验、并在范式缺失之下简单重复一般化农村调查的状况，陆益龙提出要推动农村社会研究回归到社会学的范式之中，加强理论导向的经验研究、超越直觉经验方法的局限、探索农村社会快速转型中的大问题，从而实现中国农村社会学的理论创新。[25]

尽管陆益龙在这篇文章中对农村研究提出了诸多甚为严肃的批评，但他本人似乎对经验研究和问题取向的农村研究，并没有真正详实的梳理和剖析，甚至也没有对这种研究方法和取向给出一个描述性界定，而只是在直觉经验和问题取向这种较为笼统的说法下，通过强调农村社会学的学科立场而作出的批评。换句话说，他并没有真正进入这种研究理路的内部逻辑，也没有对这种研究方法和思路进行基于研究实践的考察，而只是通过字面上提法的理解来展开的批评。更为重要的是，他过于强调农村社会学学科边界和学科框架的做法，使得他很难突破这种学科视线来对问题进路的乡村研究有个真正深入的认识和解读。

因为，任何的学术研究，从根本上讲都是为解决和回应社会发展过程中需要面对的问题而生的，学术的存在意义并不只是为了建设健全某种学科从而使其疆域更大、框架更明显，学术研究的生命力也更不在于一定要回归某一学科的理论传统、坚持和固守某个学科的边界与立场。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问题进路的乡村研究与农村社会学之间的错位，也正体现于此。

通过回顾来自不同学科和视角、立场和方法的对于乡村研究尤其是这种没有定法、不守规则（指学科边界）的问题进路的乡村研究的多次批评，我们在对问题进路的乡村研究与农村社会学之间产生错位的这种状况感同身受的同时，也能够体会到农村社会学因问题进路的乡村研究而产生的那种诧异和困扰。

而这种诧异和困扰，正是作为社会学分支的农村社会学，在突破不了学科视界时所遭遇的来自乡村研究当中略显另类之学术探索的惊扰。这种惊扰说到底，也是乡村问题带给社会学（包括农村社会学）的困扰。因为，问题进路的乡村研究之所以会形成，就是因为在没法遵照目前社会科学学科边界的情况下（因为任何一门学科都难以很好地对乡村社会及其中的现象予以解释），才不得已、由不自觉到自觉地沿着经验的逻辑、在乡村社会内部实践的基础上寻找各种现象之间的关联（而不是在零碎的乡村社会现象和既有理论之间寻找关联），并努力基于中国的实际、乡村社会的实际来解释这些现象和关联，才走到目前这一步的。也就是说，问题进路的乡村研究，是在正视乡村问题对社会科学各门学科带来惊扰的情况下，试图化解这种惊扰和学术研究之困境，遵循乡村问题自身的逻辑来展开研究，而形成的一种研究理路。所以，这种研究理路与以学科为边界研究思路之间必然是有些错位的，它对于社会学或农村社会学的学科边界造成冲击和惊扰也是必然的。

不过话说回来，也只有在这种冲击和惊扰的过程中，乡村问题和社会学之间的互动，才可能不断深入、不断促进双方的反思和提升。因此，不论是来自乡村问题的惊扰，还是来自农村社会学和社会学的诧异，抑或是来自多个学科研究者的批判，都是当今中国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之中的幸事，同时也是提升社会科学回应中国自身问题之水准的动力所在。

（三）中国农村社会学的困境与机遇

也许每个国家（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有农村，但不一定每个国家都有（或者说需要有）为应对农村问题而存在的农村社会学。我们知道，作为一门分支学科：

农村社会学最先起源于美国。美国在南北战争以后，经过近30年的时间实现了工业化。在这期间，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致使农村经济衰退，农民生活贫困，农村社会发生了严重的危机。美国的农村社会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为解决农村发展和农民问题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20世纪20年代，为了应付农业危机，美国农业部批准各州建立农业实验站，为农业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提供政府资助，农村社会学便很快发展成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50年代以后，美国农村人口减少,农村社会生活性质发生变化，农村的独特性逐渐消失，农村社会学的专门研究领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第二次世界^***后，农村社会学在西欧有了很大的发展。^***期间，西欧的农村受到战争的严重破坏，战后亟待重建，客观上需要农村社会学指导乡村重建工作；同时，美国的农村社会学者开始到西欧开展农村社会调查，以及联合国粮农组织帮助西欧开展农村社会学的教学研究活动等，促进了西欧农村社会学的发展。[26]

由此我们可知晓农村社会学具有如下两个发生学特征：（1）它是在农村社会出现严重危机和问题的情况下出现的，是为应对农村社会和农业发展当中的危机而形成的一门分支学科；（2）农村社会学最早出现于美国这样一个相对于西欧来说是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当中，当时这个国家正经历着急剧的工业化进程（如同现在的中国），但仍需要以农村和农业为国民经济之根本。而当原本已以工业为主的欧洲的农村因战争而遭到严重破坏（遇到危机）时，农村社会学为指导乡村重建工作而又重返欧洲。

农村社会学传入中国之初，除了引进和移植外，研究者（或实践者）们还展开了一系列的实地调查。[27]而且，中国早期的社会学研究和农村社会学研究，有相当大一部分都是重合的。所以，早期的农村社会学研究成果，构成了中国社会学历史上最为主要的学术资源和理论传统，早期的这些著作和对中国乡村社会的认识，已成为中国社会学及乡村研究的一笔重要学术遗产，至今仍影响着学术界对乡村问题的研究。

时至今日，农村社会学这门分支学科在对相关问题的研究上虽有不少推进，[28]但相对于中国社会及乡村问题的现实需求而言，其所面临的困境和挑战也是十分明显的。这主要体现为，在中国社会学的研究中，农村研究一直是一个比较尴尬的分支学科：一方面从事农村社会学研究的人很多，但是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的研究成果却十分有限；另一方面农村的快速变化给学术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素材，中国农村社会学研究经常被外来的概念所左右。在本土的经验研究和外来的理论之间，总有一种张力无法化解，由此产生了农村社会学学科定位和社会型构的双重危机。[29]

换言之，当前中国农村社会学这一学科分支的最大困境（尴尬）在于，一方面中国广大农村的存在，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根本性问题的存在，需要有大量的相应研究和了解。另一方面，农村社会学却又往往受自身学科（及分支）边界所限，而难以对这些问题有个很好地呼应和解释，从而也难以在这个原本可成为自身优势的领域作出与之相称的研究贡献。

而为了解决农村社会学学科定位和社会型构的双重危机，我们不仅需要在本土经验研究和理论思考、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之间，寻找贯通之路，以弥合目前日益突出的经验研究和规范研究的裂痕[30]，而且还更需要考察我们的学术研究与社会现实需求之间的互动状态，反思二者之间出现裂痕（而不仅仅是两种研究进路经验研究和规范研究之间的裂痕）的深层原因。因为，这是真正需要贴近和深入中国农村当下实际的一个研究领域，也是农村社会学发展自身理论（而不只是在社会学前面生硬地加上农村二字）的十分难得的机遇。

也就是说，这类危机既是农村社会学的困境，也是它可以有所作为的机遇。而把握此机遇所要做的，便是花更多时间进入农村、扎根农村，展开长期而深入的调查，从而立足于中国农村的当下实践来为本学科分支提供经验支撑和理论灵感，并在汲取其他学科（领域）理论养分的基础上，提升基于中国乡村的、扎根本土的概念及理论。

二、中国研究中的社会人类学经验

对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地形地貌复杂多样、有多个民族及其相应文化、有社会分化的文明大国而言，任何一种视角（或学科）的学术研究，都存在着不能够充分认识或解释她的困难。因而学术界（尤其是海外学界）便形成了从各个学科或视角来对中国展开研究的中国研究这样一个领域。在研究中国这一共同的学术目标下，有不少学科都积累了自身学科视角下的独到经验。其中，从乡村研究与社会科学诸学科之间关系的角度来看，人类学（或者说社会人类学）在研究中国方面的经验尤为值得一提。

人类学与中国乡村之间的难解之缘，自人类学被引入中国的那一天起便开始。人类学的传统在于，研究者到一个原始或异域世界，通过长期的田野工作，通过研究他者来认识和反思自我。而对中国人类学而言，乡村便是最大、最为基本的原始、异域和他者。因此，相较于社会学及政治学而言，人类学与中国乡村之间的接触和互动，似乎没有那么多的困惑和惊扰，而更像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

尽管如此，透过人类学与中国乡村之间的互动关系，我们却能够对人类学界的乡村研究带给中国社会科学的启发、中国人类学在研究本土过程中的一些困境，以及人类学想要在中国有更大作为的可能途径等一些问题有更加深入的认识，从而加深理解人类学研究在回应中国当下问题时的优势与不足，总结其中的若干经验（或教训），并在这种分析和总结中增进对中国社会科学发展内在逻辑与现实动力的了解与体悟。

（一）社会学的中国学派所开创的社会人类学研究

众所周知，人类学是以研究异域世界并以他者的目光见长的，强调将研究对象陌生化，使其成为遥远的他者，以便在文化的他者和自我之间寻求对自身的定位与认识，从而达致某种文化自觉或自我批评与反思。所以通常而言，人类学一方面强调需要参与观察其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但另一方面，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始终是存在着距离（或者隔膜）的，因为作为研究者的自我是不可能完全介入到作为他者的研究对象及其包含了矛盾、冲突和难解之困的实质性生活之中的，所以这始终是一种贵族式的学术。

然而，对于想要为中国社会问题求解的中国本土的人类学者而言，这种贵族式的研究却是极大的奢侈。因为在面对中国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时、在面对中国的实际问题时，思考这个民族的前途和未来，为农民生活和农村发展寻找出路以及志在富民，就会成为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关注焦点和核心问题意识。所以自一开始，他们就既不是躺在摇椅上的人类学家，也因对本土现实问题的关切而使他们难以作那种贵族式的学问。也正因如此，近代以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特别是像社会学、人类学这样直接从西方引进而来的学科，大都经历了一个被称为本土化的转变过程，关注本土民众日常生活状况、为中国现实问题求解是这种研究视角（乃至范式）转变的重要动因。

我们可从社会人类学这个称谓入手来说明这个问题。应该说：社会人类学是20世纪30、40年代的那一批社会人类学学者（以吴文藻、费孝通为代表）所开创出来的一种学术研究路径。正如费孝通在回忆其导师吴文藻时所说：60多年前开始的这个风气，是从‘社会学中国化这个时代需要的命题中生长起来的。即使是今天的人，无论是国外的学者，还是国内的专家，只要想扎扎实实地研究一点中国的社会和文化问题，常常会感到社会人类学的方法在社会学研究中的重要性早期西方的人类学是以‘非西方社会和文化作为它的研究对象的，因而注意到文化的个性（即本土性），因而强调研究者应采取田野作业的方法，吴老师提出‘社会学中国化就是着重研究工作必须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中国人研究中国（本社会、本文化）必须注意中国特色，即中国社会和文化的个性。这就是他所强调中国社会学应引进人类学方法的用意。同时他把这两门学科联系了起来，认为社会学引进人类学的方法可以深化我们对中国社会文化的理解。[31]

费孝通认为，人类学的调查方法是我们认识中国社会实际的重要途径，结合人类学来创建和改造中国的社会学，是我们实现‘社会学中国化的基础工作。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一代接一代人的不断努力。我们社会学人类学工作者不能像西方学者那样，采用对人民生活漠不关心的贵族态度。处在社会变迁中的学术工作者，应当努力为社会现实的发展与人民生活素质的改善，付出不懈的劳动。这也许是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的一大特色。[32]
正是在这种思路下，吴文藻及其弟子（如费孝通、林耀华、李安宅、瞿同祖等）把社会学和人类学结合起来（从而形成社会人类学），以社区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查的研究方法，并借助社会学的宏观和历史视角来弥补人类学微观社区研究的不足，开创了被学界称为社会学的中国学派或燕京学派的这样一个学派。

社区研究的核心议题是把人类学整合入社会学。作为海外学成归国的有志知识分子，吴文藻着眼于民族的前途和中国学术的未来，培养了大批具有国外教育背景又扎根于中国国情的学术人才。吴文藻曾在其自传中写道：当时我对于派哪一个学生，去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学校，跟谁为师和吸取哪一派理论和方法等问题，都大体上做出了具体的、有针对性的安排。[33]当时先后派出去留学的有李安宅、林耀华、费孝通、黄迪、瞿同祖等人。

1940年，吴文藻在《社会学丛刊总序》中，提出社会学的中国学派（燕京学派）的方法论立场：以科学假设始，以实地证验终，理论符合事实，事实启发理论；理论与事实糅合一起，获得一种新综合；研究假设为：现代社区的核心为文化，文化的单位为制度，制度的运用为功能。因此，社区、文化、制度及功能构成了该派的概念格局。[34]而社会学的中国学派的诸多学术成果也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35]

作为社会学的中国学派中的一位重要代表，也是以村落为单位进行社区研究的一位主要实践者，费孝通借助功能理论和社区方法，不仅在实地研究方面做出了一系列开创性的研究，写出了诸如《江村经济》、《乡土中国》、《乡土重建》、《禄村农田》、《生育制度》、《中国绅士》等多部解读和分析中国乡村及农民问题的名著，而且也以其既是本土人类学又是汉学人类学的独到视角及其研究成果，赢得了享誉海内外的学术声誉。1962年，英国人类学家弗里德曼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纪念马林诺夫斯基演讲会的讲词中说道：青年费孝通是运用源于调查初民社会生活的方法，热切地研究自己社会的少数学者之一。[36]

认识国情和改造社会，是社会学的中国学派的主旨追求。费孝通延续了吴文藻开拓的学术传统及其路径，直至在其学术生涯后期的1980年代，费孝通也一如既往地立足乡村来思考中国发展的前途与道路问题，提出了小城镇建设、区域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研究、全国一盘棋理论等一些颇具现实关怀和整体视角的学术观点及理论洞见。时至今日，费孝通的乡村社区调查也依然是中国乡村研究及人类学接续这一学术传统的一个重要通道。

除费孝通外，20世纪20、30年代的诸多学者都怀有这种投身现实的学术抱负。费孝通当时所在的学术团体也都大力主张展开乡村研究及乡村调查，他们相信：原野是最可爱的地方，是我们问题的所在，简单结实，那些从前只让太阳和月亮照到的社会事实，现在都在你们手下让你们支配了，世界只有一件事情最乐，发现事实，发现真理[37]

这一代学人所开创（和代表）的中国学派，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之高的学术成就，也是由于他们是抱着对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整体关怀来认识乡村、研究中国的，即他们意识到乡村问题和整个中国社会的变迁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要很好地认识中国便不能不首先了解乡村。而将社会学和人类学这些社会科学学科作为寻求民族出路的一种方法，也是20世纪早期中国许多知识分子的共识。[38]

费孝通后来回顾道，吴（文藻）老师所主张的‘社会学中国化原来是很朴实的针对当时在大学里所讲的社会学不联系中国社会的实际而提出来的。要使社会学这门学科能为中国人民服务，即对中国国计民生有用处，常识告诉我们，这门学科里所包括的知识必须有中国的内容。提出‘社会学中国化，正反映了当时中国大学里所讲的社会学走上了错误的路子，成了‘半殖民地上的怪胎。[39]

因而，吴文藻不仅提出了有别于社会调查的社会学调查的方法论，并且决定跟着追踪进入社会人类学这个学科去谋取社会学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而且在提出社会学中国化时要求费孝通他们这一批学生用理论去结合实际这个实际就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实际，这个中国就是中国人生活在其中的中国。[40]

如此看来，社会学的中国学派所开创的社会人类学研究，实际上就是融合社会学的宏观视角和人类学的微观研究单位（社区），以中国及其广大民众为其学术研究之出发点和最终旨归的一种学术路径。这种路径下的学术作品，不论是被当作社会学著作，还是当作人类学著作，抑或是乡村研究作品，都具有巨大的解释力和深远的学术影响力。其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就，乃是因为，他们不仅吸收海外优秀学术理论与方法之精髓，而且还注重深入中国社会展开实地田野调查。在他们所调查的田野中，广大农村是一块重要阵地。尽管源自乡村的经验不可能解释中国所有的问题，但这却是认识中国、积累认识中国之学术经验的一个重要领域。

（二）人类学与中国乡村的相互借重

对于乡村社会的研究，已成为中国社会人类学的一个基本传统和主要领域。社会人类学对研究中国乡村不仅具有悠久的历史，而且也有丰富的方法论传统。它和乡村研究之间产生关联，主要源于两方面的力量推动：一是社会人类学的乡村研究传统，尤其是对中国村落社区研究的传统在对象和方法论上对乡村政治（乡村治理）研究的启发；二是乡村研究（尤其是1990年代之后兴起的从研究村民自治开始的乡村政治研究）中引入个案、实证研究办法后，需要寻求相应的理论支撑和表述依托。在此基础上，有学者还通过引入后现代理论而寻求更进一步的理论探索。这种互相借重既促使了社会人类学对乡村社会问题的关注，也导致了不满于只是做民主观察的乡村政治研究学者对人类学方法的引入和借鉴。这两方面的结合，构成了乡村研究中由人类学方法及视角演练出来的一道独特风景线。

自1980年代初人类学社会学恢复重建后，社会人类学在乡村研究方面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复兴，社会人类学视野下的村庄民族志研究得以在福建、江浙、华北等地逐步展开，产生了诸多关于村落社区或村庄个案的研究成果。进入1990年代，社会人类学的社区调查风起云涌，村落民族志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些不胜枚举的乡村研究作品，不仅有许多颇具开创意义的研究，而且有很多作品都对进入村庄后的研究者有着直接的示范作用从研究对象的边界确定到分析框架的确立，再到表述方式的选择，诸多通过村庄社区而展开的乡村研究作品都受到了既有社会人类学研究的影响。

因为，当乡村（政治）研究意识到需要学习乡村社区研究的方法和理论表述依据时，中国本土人类学村落社区研究的早期作品和一些由非职业人类学者所做的村庄研究自然会引起他们的注意。这种注意既使得已有村落社区研究作品产生出了扩展性影响，又使得一些借鉴社会人类学研究成果的乡村（政治）研究作品出现人类学化或社会学化的特点。

如果说乡村（政治）研究对早期一些作品的参考借鉴尚不具有明确的方法论自觉的话，那么在王铭铭、折晓叶等人以国家与社会为基本分析框架、试图通过地方村落社区与国家宏观历史之间的互动与关联来对乡村社会政治现象进行解释的研究，或将乡村社会一些特定现象（如乡镇企业的兴起和农民外出流动）放入村落社区中来考察的研究，则促使了一些乡村（政治）研究者在一种较为自觉的状态下来借鉴社会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并以颇具人类学特色的视角来展开自己带有现实关怀或政治学关怀的村落社区研究。[41]

近些年来，社会人类学的乡村研究和政治学的乡村研究不仅更加频繁地交流、交叉和互渗，而且相互之间的界限也愈益模糊。一方面，乡村（政治）研究的学者可以直接对社会人类学的乡村研究作品展开从对象、主题到方法的评论与批评，如贺雪峰就曾对阎云祥《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 19491999》一书作出过颇具针对性的评议。[42]另一方面，一些由乡村研究学者（或带有乡村政治研究关怀的学者）所作出的基于田野工作的村庄研究，也被归入社会人类学的村落社区研究序列中，如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于建嵘《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吴毅《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等，均被视为当代中国社会人类学之村落研究的一部分。[43][44]

正是在社会人类学对中国乡村问题的现实关怀乃至对一些政治问题的关注，和以政治学为背景的乡村研究者追求学理提升进而借鉴多学科视角与方法的相互作用下，以社会人类学方法为特色的乡村政治研究出现了颇具学理深度的繁荣景象。既有社会人类学的作品要么因其涉及到了乡村政治的内容和问题，要么以其村庄个案和田野工作的研究方法与民族志文本表述，为深入乡村社会调研或进入村庄展开研究与观察的政治学者提供了启发和借鉴。从而是乡村（政治）研究者在寻求理论突破与提升的过程中，转向了与人类学方法、视角乃至研究思路之间的交融与互渗。而反过来，乡村政治领域内村落社区研究作品的不断涌现，也为社会人类学的乡村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与方法元素。

对乡村研究而言，社会人类学的方法或视野是有其独到优势的，借用黄宗智在思考如何克服有关中国研究中所存在着的规范认识危机时的说法：从方法的角度看，微观的社会研究特别有助于摆脱既有的规范信念，如果研究只是局限于宏观或量的分析，很难免套用既有理论和信念。然而，紧密的微观层面的信息，尤其是从人类学方法研究得来的第一手资料和感性认识，使我们有可能得出不同于既有规范认识的想法，使我们有可能把平日的认识方法从既有概念到实证颠倒过来，认识到悖论的事实。[45]虽然悖论事实不一定就是中国社会的事实，但我们确实可以通过微观的经验研究来对既有规范认识作深刻的反思和批判。

因此，乡村研究借鉴社会人类学方法与视野，以一种他者的关怀和记述方式，在走进农民的日常生活，听懂农民的生活逻辑，并对村庄做全景式深描的基础上，来表达对乡村问题与乡村政治的关注，表达微观的村庄与宏观的学术。即着意于理解与阐释影响、支配中国乡村政治与社会运行及其深层机制的地方性知识，重新发现和认识中国乡土社会的经验，并力图以这种经验来丰富和重构中国基层政治的图像，最终为学理性操作提供较为可靠的经验平台。这既在某种程度上丰富、充实了人类学关于中国的认识和研究，又可以产生独到的、基于微观和底层视角的感悟和学术灵感，从而有可能贡献出并非微观的学术洞见。而且，通过借助人类学这门学科的方法和视角，乡村研究（尤其是原本起始于村民自治的乡村政治研究）开始摆脱单纯依靠话题而获取生存空间的境遇，不断地向深度理解中国乡村社会迈进，而人类学也通过对乡村问题的研究和剖析而获得了促使其不断成长的社会养分和灵感资源。

（三）人类学的中国话语需要扎根中国的底气

英国人类学家彭柯（Frank Pieke）曾十分尖锐地指出，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社会科学是19世纪和20世纪西方文明的产物。如果不以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西方长期的统治为参照，就无法理解社会科学的全球性渗透。欧洲和北美以外的社会科学首先是作为西方的舶来品出现的，并且时常抱有这样明显的意图：通过发现和照搬西方文明的成功经验，从而使自身从令人难以忍受的统治中解放出来。[46]在说明尽管这是一种再平常不过的观察，然而它有助于指明在社会科学的角色和认识当中霸权与解放之间存在着的张力关系的基础上，彭柯进一步剖析道：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呼吁要么源于人们对于学术领域内西方核心国统治非西方边缘国这一现象的合理关注；要么则出于更为机会主义的考虑从竞争学术分工到充满民族主义情绪的外交关系的转变。最终作为一种舶来品和西方现代文明的主要组成部分，社会科学对学术领域和现实世界的种种变化显得尤为敏感。社会科学的确是在走钢丝，一边是理性、自由和现代性的许诺，另一边是帝国主义、统治与霸权。人类学尤其如此，其起源和田野考察来自殖民经历，而它的中心任务又是展示‘他人通常是西方文明中心以外的各种文化。无论它有着怎样的解放意图和始终不懈的抗议，人类学在其它社会科学家和公众心目中的形象至多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的一部分成员屈尊地去研究被征服的和原始的文化，或更准确地说去研究经历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或‘全球化掳掠之后的断壁残垣。[47]

尽管我们可能不会完全同意彭柯的一些论断，但他对人类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西方起源这一发生学背景及其由此而来的特点的分析，无疑是甚为中肯的。因此，当包括人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被引入后发展国家和非西方社会当中的时候，它们所内在具有的那种霸权与解放的双重角色及其背后的种种支配性关系，是仍然以隐而不显的方式存在的。正因如此，便有了包括中国人类学者在内的非西方人类学者一波又一波的本土化倡议。

中国作为一个有历史、有社会分化的、文明悠久的大国，因而人类学的诸种理论，即便不带有明显的殖民色彩，但它们以源自西太平洋小岛或非洲某部落的田野经验与理论概括，在移植或旅行到中国这样一个复杂的文明社会时，也仍然会有许多局限或不适之感。海外研究中国的人类学者会有这种不适感，中国本土的人类学研究者的这种不适感就更加强烈了。有研究者还详细分析了中国人类学所面临的深层困境，并总结指出，就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而言，有三个方面必须要有一个客观的审视，那就是：（1）人类学的西方话语支配性；（2）本土化情结；（3）历史的研究取向。[48]

而对本土化作出反思之后，研究者们提出了人类学的中国话语来作为中国人类学理论提升和推动学术发展的一个目标。中国人类学研究者认为，（自1999 年后）经过这将近10年的发展，我感到我们所要关注的不是人类学本土化的问题，而是人类学的中国话语问题我们中国的学者尤其是人类学的新生代崛起之后，或者说海归回来以后，他们在对当代中国的人类学研究中，都认为中国人类学的首要问题不是本土化的问题，而是如何构建人类学的中国话语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树立人类学的中国话语，是为中国而不是填补西方理论的空白，我们应该从中国的文化当中构建人类学的中国话语。我们不谋求中国话语的霸权，我们要谋求中国话语的位置，我们发出声音的东西首先对中国有用，其次对世界有用。[49]

这种寻求中国话语的学术努力自是甚为必要，不过就具体做法而言，笔者认为，在寻求人类学的中国话语过程中，除了发展历史人类学（或历史的研究取向）外，还应更加关注中国的当下，关注中国当下的社会实践、乡村与城市问题、人们行为规则与观念文化的变迁等。

因为，通过本文前面的回顾和分析我们知道，人类学在进入中国以来的发展历程中，虽然在不同时期的境遇不同、探索的路径也各不相同，但是有一点可作为共识：只是在限于本学科范畴内的问题，或者只是着眼于本学科的发展及出路问题，是难以有更大突破的，只关注基本理论而不与中国社会现实这个地气相接也更是没有生命力的。

因此，在中国社会正发生深刻变迁和剧烈转型的当下，人类学尤需要发挥本学科所具有的整体关怀之优势，对巨变的中国社会和中国乡村进行整体观照下的微观、细致研究。更需要克服学科内在的一些局限，在对中国当下问题予以积极回应的同时，提出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和解决意见、发出自己的独到声音，而不能在参与社会现实的时候仅仅把自己作为一个被应用的技工，或者只是作为一个批判者而不是学术理论和社会理想（观念价值）的建设者与塑造者。因为，要确立人类学的中国话语，底气不仅在于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资源，也更在于对中国现实问题的解释和把握。

应该说，在有关中国社会及文化变迁，以及在关于中国乡村的诸种问题上，人类学原本可以做得更好，在解释中国问题方面作出更大的贡献。比如说，在对乡村问题的研究中，即便是在中国已有深厚积淀的乡村人类学，至今也未能对中国的小农经济及其在近30年（或者更长的建国以来）的延续与变迁有个很好的解释。人类学当有更大的勇气摆脱边缘学科的自我定位，打破学科界限的束缚，增强与社会现实的联系和互动，作出与中国当今的时代要求相符合的学术贡献来。

三、结语

通过乡村问题与这些社会科学具体学科之间的互动或纠结关系我们可看出，乡村问题对于中国社会科学的这种惊扰，不仅是中国社会及乡村现实问题对于中国社会科学诸门学科有需要（需要它们呼应和回答这些问题），而且，这些惊扰也表明了中国社会科学诸门学科在当今中国的一些尴尬处境。这种惊扰和尴尬是它们的发展困境，但也是它们的重要机遇。具体而言，乡村问题对于这些学科的惊扰，至少可为中国社会科学带来如下启示（或者说解困之道）。
1.在快速发展了30余年之后，中国社会科学及各门学科有着明显的移植性品格

由于1978年以后的中国社会科学发展，是与一个规模前所未有的对西方学术的‘知识引进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甚至成了这一发展过程的内在部分，故这30年来，中国社会科学以‘知识移植为主要品格的整个知识生产和制度化机制，实际上在建立起社会科学庞大体系的同时，也建立起了西方社会科学对于中国社会科学的‘文化霸权。而正由于西方社会科学的‘文化霸权，不仅表现为中国社会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各种学术理论的追随者，而且还更意味着西方社会科学中那些解释、认识甚或描述人类社会秩序及其制度的‘知识系统在中国学术场域中的正当性，所以便造就了这30年来以知识移植为主要品格的中国社会科学。[50]

2.中国社会科学及各门学科需要建立自己的

主体性，尤其需要扎根当下中国社会实际

作为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社会科学尤其要直面那些与国家发展、民族前途密切相关的、结构性的重大问题。中国是一个有着5000年文明、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同时又是一个正在快速发展的巨大经济体，中国近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展现了不同的、常常是相互矛盾的面向[51]，从而使得任何既有理论都难以完整解释中国当下正在发生的变化。这就意味着，中国不仅不能指望自己的发展会有一个不变的国际环境，而且也不能指望可以照搬他国经验来规划自己的长远发展，更不能幻想可以依附于任何其他国家来求得真正适合自己的发展。中国必须（也只能）走独立自主之路，才可能长期稳定地发展并最终实现自己真正想要追求的现代化。与之相应，中国社会科学也须以自立自主精神为根本支撑，中国社会科学必须确立自己的主体性。

正因如此我们说，社会科学之所以需要在中国本土化，中国社会科学之所以要确立自己的主体性，不仅是由于它需要克服自身的移植性品格及学术上的自我殖民倾向以摆脱西方话语霸权，也不仅是由于源自西方的社会科学本身所具有的视角和内在特点而使其不得不转变视角以适应认识本土之需要，而更是由于，中国自主发展的现实需求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既需要呼应和配合中国当下发展的需求，也需要能够首先认识和读懂自己的国情，明确地意识到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以及自己基于这种现实需求的历史使命。可以说，正是这种来自中国实践的实际需求，促使着社会科学在中国必须本土化，中国社会科学亦必须确立起自身的主体性。

而中国社会目前所正在发生的史无前例的深刻变迁，既需要一种能够理解和阐释这种变迁状况，并有效回应现实需求、与中国现实发展进程积极互动的社会科学，也更需要一种能够为中国当下的巨变提供助力、贡献智识与精神养分的社会科学。而且中国的实践经验中也有足够丰富的内容和素材供中国社会科学来总结提炼。恰如黄宗智在总结自己数十年研究体会时所指出的那样：今天的中国，完全可以拧出其近现代实践中可取的传统及其逻辑，并明确其现代传统中的可取理念。同时，也可以根据中国自己近现代的理念来对过去和当前的负面实践作出总结和批判。这样，从准确地认识实践出发，再提升到中、高层理论概念，才有可能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科学和理论并为中国选择一条合适的道路。[52]

对中国社会科学的自我发展而言，这些源自现实的需要、来自乡村问题的惊扰，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们知道，社会科学的产生源自时代需要，社会科学是19世纪以来，应对西方资本主义和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而产生的。不仅西方社会科学的产生源自于时代需要，而且西方社会科学的每一步发展都与时代变动有关。离开了经验现实，离开了时代需要，社会科学研究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53]所以，呼应当今中国的现实需求和时代需要，积极参与应对中国社会变迁中出现的包括乡村问题在内的诸种问题，既是中国社会科学实现本土化、确立主体性的必要步骤，也是它作为学术而汲取实践养分以提升自己的大好时机。

而发展本土学术、确立中国学术的主体性，则需要长期而扎实的经验研究。在当今这样一个快速变迁也颇为焦躁的社会中，沉潜下来，长期扎根于正在巨变中的中国乡村或中国社会，并以之作为积累学术经验的根基，也应是中国学术能够有所作为的一条切实途径。

注释：
①这种不满即是（研究或现实中的）问题，也即是乡村问题所产生的惊扰之体现。
②关于乡村研究与政治学之间的关系，笔者已有所论及，参见：李德瑞（2011）。
③这与中国社会仍是一个农民、农村为主要组成部分的社会这一现实显然是不大相称的。
④并不是说目前学界就不存在其他进路的研究，而是说，农村主位的这一研究进路有其贴近中国乡村实际的独到之处。
⑤ 参见：贺雪峰（2004）。而如果说《新乡土中国》和《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这两本著作是贺雪峰关于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的一个较为集中的体现的话，那么，《乡村研究的国情意识》和《什么农村，什么问题》则是他关于农村政策社会基础研究的集中体现。在《乡村研究的国情意识》和《什么农村，什么问题》这两部研究主题甚为相关的作品中，贺雪峰通过对农村政策之社会基础的研究，展现了问题进路的乡村治理研究在进一步深化过程中的一些基本立场与关怀、描述性概念与尝试性的理论分析，以及研究方法层面的探讨与思考。只不过《乡村研究的国情意识》体现的是农村政策社会基础研究的基本设想和之所以需要做这些研究的原因和依据；《什么农村，什么问题》则是将这些设想付诸实践，进行广泛调研之后的具体展示和更加细化的操作性分析。
⑥在 2003年的首届农村研究方法高级研讨班中，他们就农村政策基础研究的可能性及方式方法问题做了专门讨论。在2004年的研讨班中，他们邀请了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法学和政治学等不同学科的知名学者探讨多学科理解农村的可能性及必要性，这不仅使他们在之后的研究中更具学术自觉意识地借鉴人类学、社会学、法学等一些学科的方法和视角，而且也对乡村治理研究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交叉和互渗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在2005年的研讨班中，他们的探讨主题即是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农村区域比较研究，或曰乡村治理区域差异比较研究，也开始提出通过村治模式来展开关于乡村治理的区域比较研究，进而实现对农村政策基础研究的深入和细化。在2006年和2007年的研讨班中，他们进一步探讨了村治模式研究的具体方式，以及如何更好地推进经验研究以实现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问题。
⑦在这一总体的研究设想和一系列具体的研究探索步骤的推动下，研究者们逐步分区域、分专题地进行调研，研究主题涉及乡村水利、农村调解、农村医疗、农村老年人保障、乡镇体制、乡村灰色化等一些方面。在这一不断扩展的乡村治理研究题域中，他们基于大量的经验调查而产出了诸多颇具特色的研究成果。如罗兴佐（2006）、王习明（2007）、董磊明（2008）等作品。
⑧董磊明《宋村的调解：巨变时代的权威与秩序》一书的标题和贺雪峰为《中国村治模式实证研究丛书》所写的总序，均已表达出这个意思。
⑨贺雪峰为《中国村治模式实证研究丛书》所写的总序，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10。
尽管这一研究进路也并非是没有问题的。以地处华中被称为乡土派的一批学者的研究为例，他们在沿着这条进路展开学术探索的同时，也面临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如，如何实现从经验到理论的质的飞跃、局部经验如何与宏观理论有效对接等。
关于这场争论以及当时学界围绕村民自治的阐释与论述，参见李德瑞（2012）。
它们是《乡村成为问题与成为问题的中国乡村研究围绕晏阳初模式的知识社会学反思》（载《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乡村的创造性转化》（载《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从问题中国到理解中国作为西方他者的中国乡村研究及其创造性转化》（载《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会议发言是他在2008年9月19日至20日《开放时代》杂志联合山东大学社会学系在山东济南召开的中国乡村社会研究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暨第五届开放时代论坛会议上，赵旭东所作的题为从‘问题中国到‘理解中国的发言，该会议发言所整理出的文字内容载于《开放时代》2008年第6期《中国乡村研究三十年》一文中。
赵文这一部分的论述标题为治理的观念与乡村政治的误读。见赵旭东2008，（3）。
不论是对早期作为村治研究者的一批，还是对后来有所分化的政治学范畴内的乡村研究者和社会学、人类学方法范畴下的乡村研究者而言，都是如此。
陆益龙在文中把问题取向理解为：在现代性话语下，农村变成了‘问题社会、农村研究已经近乎等同于‘三农问题研究（见陆文）。这种理解和本文所说的问题进路显然是大异其趣的。而他把经验研究当中的经验等同于直觉经验而未做任何检视和分析，也是与目前农村研究领域中经验研究的实际做法相距甚远的。
如19181919年由上海沪江大学社会学教授D.H.库尔普指导的广东潮州凤凰村调查。其内容涉及地势、人口、卫生、种族、经济、治理、风俗、社团、教育、美术、娱乐、宗教等方面，是一次较完整、系统的农村社会调查，调查结果于1925年用英文在美国发表，书名为《华南农村生活》（Country Life in South China）。而国内最早的农村社会调查是顾复于1924年出版的《农村社会学》，这也是中国的第一部农村社会学著作。随后，又有杨开道的《农村社会学》（1929）、冯和法的《农村社会学大纲》（1929）、言心哲的《农村社会学概论》（1934）等相继出版，农村社会学逐渐成为中国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领域。1920年代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农村进行了一系列社会调查，并著有《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兴国调查》、《长岗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此外，由陈翰笙主持创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并于1934年创办了具有重要影响的刊物《中国农村》。1940年代后，中国农村社会学展开了较为集中的社区研究，主要代表人物有吴景超、吴文藻、费孝通等人。其中，费孝通相继出版了《江村经济》（英文版，1939）、《乡土中国》（1948）等著作，成为认识中国乡村社会的经典作品。详细介绍参见李守经（2000）。
如在改革开放之初的学科恢复与重建时期，农村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对诸如小城镇建设，农村社会当中的婚姻、家庭、观念变化研究等问题都做出了独到研究。随后，伴随民工潮的出现以及三农问题的凸显，农村社会学研究者和关注农村问题的社会学研究者，对农村社区、农村文化、农村组织、农村社会分成、农民工流动、城乡关系等问题也都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而在农村社会学的学科建设方面，从课程设置、科研队伍建设到教材编写、学生培养等，全国重点大学的社会学系和社会学研究所都对农村社会学给予相当的重视。迄今为止，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专门设置了农村社会学研究室，培养了不少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农村社会学教材编写工作也取得了不少成绩，这些教材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与现实联系密切，重视我国农村社会学研究的遗产。迄今为止，我国已经编写出了几十本农村社会学教材，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我国农村社会学的教学要求。参见王春光（http://http://www.zjjv.com//.cn/file/2006122984878.html）。
费孝通曾多次表达过这方面意思。
如，从1929年春到1938年夏，吴文藻积极评介各国社会学学说，曾先后发表《现代法国社会学》、《季亭史的社会学学说》、《德国系统社会学派》、《功能派社会人类学的由来与现状》等文章，最后选定英国功能派马林诺夫斯基的学说作为其理论立足点，并发表《文化表格说明》一文。同时，他还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与国外学术界保持密切交流，并派送研究生出国深造。1932年秋，芝加哥学派领袖派克受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聘请来华讲学期间，吴文藻从帕克那里吸取了人文区位学的研究方法，并接受其建议以乡村社区作为中国社会学研究的试验室；1935年，吴文藻邀请在日本讲学的英国功能派学者布朗来华讲学，又从布朗那里吸取了比较社会学的理念和方法。1936年至1937年期间，吴文藻趁休假出国考察，与欧美多所著名大学及其重要学者取得联系，为有培养前途的学生申请资助，联系导师，送他们出国学习。
如《社会学丛刊》出版有甲、乙两集各五种，甲集依次为：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论》（费孝通译）、张东荪的《知识与文化》、弗思的《人文类型》（费孝通译）、费孝通的《生育制度》、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乙集依次为：费孝通的《禄村农田》、张子毅的《易村手工业》、史国衡的《昆厂劳工》、田汝康的《芒市边民的摆》、林耀华的《凉山夷家》。之后还有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和林耀华的《金翼》这两部代表性著作出版。具体参见胡炼刚（2011）。
即社会学社，以吴文藻为首的燕大社会学社曾汇集了一批有志于献身中国社会研究的年轻人。
当时很多人都认为要使社会科学成为民族自救的手段，必须先根本上了解中国国家本身的内容，可若要了解我国社会的内容，非从社会调查入手不可。他们呼吁：在中国现在的局势下，我们怕是即使人人都有热烈的情感和真挚的态度，要改造中国，单因了对于中国社会没有正确和充分的认识，将会达到和希望相反的结果。所以，我们觉得中国社会科学的重要。参见丁元竹（2010）。
如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曹锦清等《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折晓叶《村庄的再造：一个超级村庄的社会变迁》及《社区的实践：超级村庄的发展历程》、王颖《新集体主义：乡村社会的再组织》、王铭铭《社区的历程》、《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庄孔韶《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牛凤瑞《一个华北自然村落》、毛丹《一个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关于尖山下村单位化的观察与阐释》等作品。
如王沪宁在《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一书中，通过研究作为情感群体和生活群体的村落家族共同体，以期解答村落家族文化在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总体性变迁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改革对村落家族文化有什么样的影响，村落家族文化的变化对中国现代化意味着什么等问题。该书不仅在研究内容方面对政治学研究者考察乡村社会带来了诸多启发，而且其个案研究方法也成为乡村政治研究在1990年代早期通过个案展开实证研究的开创性作品。另有曹锦清等人《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版）、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都属于带有人类学色彩的村庄政治（或乡村政治社会）研究。
如政治学研究者吴毅在其著作中把一些人类学著作视为其文献梳理之一部分。见吴毅（2002）。
由于社会人类学的个案研究及民族志表述方法在有利于研究者摆脱书斋束缚、实地面对研究对象的同时，也会遇到具体研究该如何操作及文本的代表性问题。这就使得借用这一方法的研究者不能只是学习人类学的田野方法与民族志表述，更需要在代表性问题上自我解困。这对于未受过定量方法训练，习惯于定性研究的乡村研究学者来说，借鉴人类学的社区民族志来从事研究并进行表述是一个相对容易的选择。而且，这还有可能促使一些乡村研究者走向以叙事理论来展开自己进一步的研究通过微观个案来从事的解释学研究。
事实上，不仅是人类学，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都应拿出一种和当下中国社会深刻巨变相匹配的学术抱负来，积极地与当下快速变迁的社会（包括其中的问题）互动，做出更多的成就来。

参考文献：
［1］李德瑞.乡村政治研究何以成为可能当政治学遭遇乡村问题及之后［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1，（2）.
［2］［17］［18］吴毅，贺雪峰，罗兴佐，董磊明，吴理财.村治研究的路径与主体兼答应星先生的批评［J］.开放时代，2005，（4）.
［3］冯小双.阅读和理解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J］.社会学研究，2002，（1）.
［4］贺雪峰.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方法、立场与策略［EB/OL］.三农中国网：http://http://www.zjjv.com///shownews.asp?newsid=217.
［5］贺雪峰.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290.
［6］贺雪峰.农村政策实践后果的村庄原因［A］.贺雪峰.乡村研究的国情意识［C］.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
［7］贺雪峰.论农村政策基础研究：对当前中国农村研究的反思及建议［A］.贺雪峰.乡村研究的国情意识［C］.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
［8］罗兴佐.治水：国家介入与农民合作荆门五村农田水利研究［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
［9］王习明.乡村治理中的老人福利［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
［10］董磊明.宋村的调解：巨变时代的权威与秩序［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11］贺雪峰.什么农村，什么问题［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417.
［12］贺雪峰.农村政策基础研究的对象与步骤［A］.贺雪峰.乡村研究的国情意识［C］.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
［13］［21］［22］李德瑞.中国乡村研究：如何理解中国，怎样创造性转化［J］.开放时代，2009，（9）.
［14］李德瑞.学术与时势1990年代以来中国乡村政治研究的再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15］应星.评村民自治研究的新取向以《选举事件与村庄政治》为例［J］.社会学研究，2005，（1）.
［16］仝志辉.选举事件与村庄政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2004.
［19］［20］赵旭东.乡村成为问题与成为问题的中国乡村研究围绕晏阳初模式的知识社会学反思［J］.中国社会科学，2008，（3）.
［23］Alexander Day,The Central China School of Rural Studies:Guest Editors Introduction，Chinese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vol.41，no.1,（Fall 2008），pp.3-9.
［24］［25］陆益龙.超越直觉经验：农村社会学理论创新之路［J］.天津社会科学，2010，（3）.
［26］［27］李守经主编，钟涨宝副主编.农村社会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28］王春光.农村社会学发展概况［EB/OL］.http://http://www.zjjv.com//.cn/file/2006122984878.html.
［29］［30］李远行.农村社会学年度论坛（2010）：危机与挑战［N］.中国社会科学报，http://http://www.zjjv.com//.cn/gsyj/yjdt/lilundt/201008/t20100806_56821.html.
［31］［32］［33］［39］［40］费孝通.师承补课治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49-50；56；49；46；48.
［34］［35］［36］胡炼刚.中国社会学史上的燕京学派［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2-24.
［37］社会学社：送行［A］.载益世报［C］.1936-6.
［38］丁元竹.告诉人们一个真实的世界［J］.2010，（4）.
［41］吴毅.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42］贺雪峰.私人生活与乡村治理研究的深化［J］.读书，2006，（11）.
［43］王铭铭.走在乡土上：历史人类学札记［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3.
［44］郑海花，李富强.人类学的中国乡村社区研究历程［J］.广西民族研究，2008，（4）.
［45］［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M］.北京：中华书局，2000：429.
［46］［47］［英］彭轲.本土化：中国人类学追求新的关联与平等的策略［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4）.
［48］周大鸣，刘朝晖.中国人类学世纪回眸［A］.王铭铭.中国人类学评论（第1辑）［C］.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
［49］徐杰舜，兰林友.人类学中国话语的反思［J］.百色学院学报，2007，（5）.
［50］邓正来.中国社会科学的当下使命［J］.社会科学，2008，（7）.
［51］汪晖.中国道路的独特性与普遍性［EB/OL］.http://http://www.zjjv.com//.cn/Explore/theory/201106/t20110627_
114273.htm.
［52］黄宗智.悖论社会与现代传统［J］.读书，2005，（1）.
［53］贺雪峰.经验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A］.什么农村，什么问题［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